序

王结华、罗鹏两位学兄邀我为《青瓷千年映钱湖》一书作序，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现在想起来，无外乎三个原因：

首先，东钱湖窑业在总体上可归为越窑系统，而我在陶瓷考古领域所取得的一些进步，就是从调查和发掘越窑开始的，其间主持发掘的上林湖寺龙口窑址和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分别获评1998 年度、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因此与越窑有着常人没有的缘分。而越窑又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青瓷窑址之一，不仅生产民间用瓷，且早在唐代已设置贡窑，宋时又“置官监窑”，烧制高档的宫廷用瓷。其产品从唐代晚期开始大量外销，在亚非许多国家都发现过，为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并直接影响了周围国家和地区窑业的发展。对这样一个名窑的任何动作，于我难免都有一种情结或者叫情怀。现在有幸受邀为《青瓷千年映钱湖》这样一本新的越窑研究专著作序，哪里还有推辞之理？

其次，东钱湖窑业对我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对于东钱湖窑业，虽然我在以往的工作中有所接触，但对它的了解并没有很多。其实对东钱湖窑业的考古调查早已开展，对东钱湖窑业的定位也曾有多位学者作过阐述，这在本书中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于我可说收获多多。我们一般将越窑的核心生产区上林湖称为越窑生产的中心，而将上虞的窑寺前和宁波的东钱湖两个窑场称为越窑生产的副中心。尽管早已有了这样的定位，且有多位学者对东钱湖窑业有调查与研究成果发表，但对其具体内涵，其实还不是很清楚。近年来，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结华学兄的引领下，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东钱湖窑业作了细致的调查和发掘，使东钱湖窑业的真面目渐渐清晰起来。比如东钱湖窑场的上水岙窑址，就是在结华学兄的指导下、罗鹏学兄的主持下发掘的，在该窑址中发现一类器物有别于常见的普通越器，其制作非常规整、精致，器形和装饰纹样与上林湖发现的刻有“官样”铭款的器物基本一致。显然这些产品不是一般的器物，其性质应与上林湖发现的一样，属于为宫廷给样而生产的宫廷用瓷，而这些都是在以往的工作中尚未认识到的新发现。我曾在上水岙窑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上说：东钱湖窑场生产的北宋中期的产品大有超越越窑核心区域上林湖的趋势。《宋会要辑稿》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东钱湖时属明州，这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明州贡瓷，值得研究。东钱湖窑场的花园山窑址还曾出土“官”字款盘底，这显然也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其性质也应该与上述相同。而这些，在本书中都有较为全面的披露。可以说，本书是迄今对东钱湖窑业介绍最详细、研究最深入的一部著作，是全面认知东钱湖窑业最好、最直接的材料，因此当我看到这部书稿的时候，哪有不欣喜之理？

最后，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两位作者接触较多，看到他们满腔热忱，为越窑的调查与发掘、保护与研究、传承与弘扬而兢兢业业地工作，常常被他们的精神感动。看到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个一个新的考古发现不断面世，一项一项新的研究成果相继推出，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作为一名越窑研究工作者，我自觉也有义务为他们添一把柴，更何况现在两位学兄有所嘱托，哪有不给面子之理？

在书中，两位作者提出了几个新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宋会要辑稿》讲道：“（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 年）明州节度使惟治进涂金银香狮子并台重千两，金银香鹿一对重千两，涂金银凤、孔雀并鹤三对重三千两，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大绫千匹，宝装合盘二十只，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结华学兄认为钱惟治所进贡品之“瓷器万一千事”很可能就是明州东钱湖窑场所烧，加上最近发现的官款瓷器，似乎证据比较充分。因为北宋开宝年间明州和越州早已分设，当时东钱湖所在的鄞县归属明州管辖，而上林湖所在的余姚归属越州管辖，作为明州节度使的钱惟治很可能命令自己辖区内的窑场提供贡瓷。另外，作者通过比对，认为海外发现的不少越窑瓷器是东钱湖窑场生产的。我曾与罗鹏学兄交流此事，他认为东钱湖窑场以前称鄞县窑，很多资料其实早已明确它有外销历史，甚至在几处海外遗址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资料，苦于没有亲自去调查见到实物，因此不敢肯定，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想越窑是一个庞大的窑系，除了一个中心和两个副中心外，在浙江范围内还辐射到金华、台州等地，甚至还可以看到龙泉窑的早期形态也与越窑具有相似性，只是因各地胎土不同而呈现出一些差异，当然在装饰技艺上也有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辨别出海外出土的越窑瓷器究竟是哪个区域生产的。

总之，《青瓷千年映钱湖》一书不仅行文、结构、体例别出一格，精彩之处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它系统披露了东钱湖窑场历年特别是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成果，对出土的器物也作了详尽的介绍，同时还对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为深入研究东钱湖窑场乃至越窑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思路，值得关注。

沈岳明

2019 年10 月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