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衰时间
东钱湖窑场创烧于何时，兴盛于何时，又停烧于何时？要想解答这些疑问，可以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方面来入手。先来看文献记载，明代嘉靖《宁波府志》云：
鄞……省窑山，横山东三里许，邑
时尝作陶于此，故名。
——嘉靖《宁波府志》〔27〕
这段方志记录虽然并未直接指出“作陶”的具体时间而仅说在“邑
时”，甚至也未点明制作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陶器还是同时包括了陶器和瓷器，但因陶与瓷的密切关联且古人所说的“陶”有时也指瓷器或包括瓷器在内，因此仍可为探讨东钱湖窑场的创烧时间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县，秦汉时置，为今宁波地区历史上最初设立的四县（句章、鄞、
、余姚）之一。隋代开皇九年（589），
与鄞、余姚三县一同并入句章。唐代武德四年（621）废句章，立鄞州；武德八年（625）废鄞州，更置
县；开元二十六年（738）析
地为
、奉化、慈溪、翁山四县，立明州。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再改
县为鄞县。〔28〕 根据以上沿革来看，无论是秦汉始设的古
县还是唐代更置的新
县，其历史最迟亦可追溯至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以前，因此上文嘉靖《宁波府志》中所谓“邑
时”，在具体时间上也至迟在此之前，且不排除更早；而上文嘉靖《宁波府志》中所说的“鄞”县之地，在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以前主要属于
县管辖，与秦汉至隋初之际的古鄞县并无多少关涉。由此可见，历史上东钱湖所在的鄞县一带应该很早就已开始烧制陶瓷了，这也已为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的《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是关于东钱湖窑场最早的考古调查简报，该文将在郭家峙、沙堰河头和小白市等地发现的瓷器分为早、晚两期，其中小白市窑址3 号窑下层出土的瓷器属于早期，其余均为晚期。早期风格的瓷器“具有显著的东晋时代的特征，直口弦纹碗、三足砚和盏、罐等器形，在上虞百官窑、萧山上董窑和德清窑等晋代窑址中常可见到。类似的瓷器在黄岩秀岭水库、金华竹马馆、富阳鸡笼山和苏南的东晋墓葬中都有大量出土。同时在花纹方面，只见东晋时惯用的弦纹，而不见三国、西晋瓷器上通常所见的花蕊纹和斜方格纹，也没有发现南朝瓷器中常划的莲花瓣。所以它的烧造年代当在东晋”；晚期风格的瓷器“与余姚上林湖一带窑址的产品非常相似，尤其是Ⅱ式碗、Ⅲ式碗、Ⅱ式盘、I 式盆托和荷花盖罐在北宋建隆二、三年建造的东阳南寺塔中都有出土，表明这些瓷器在五代吴越时已经大量烧造。同时小白市3 号窑所出的刻有大中祥符年款的瓜棱腹壶碎片，又确切地告诉我们晚期瓷窑在北宋时还在烧造”〔29〕。这一调查结果和断代结论基本为李辉柄先生接受，他在《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一文中认为：“鄞县窑的上限至少应在唐代以前就开始烧瓷了。在调查小白市遗址时，发现有东晋时的瓷片与窑具，形制与萧山上董窑、德清窑相似。南朝时期常见的一种碗形标本也有发现。这就说明鄞县在东晋时代已开始烧窑，到了南朝时期还继续烧造……但是，从我们在郭家峙、小白市的所有遗址中采集的标本来看，除了上述早期遗物以外，其余全部是属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遗物，而唐代的遗物却未发现。可能鄞县窑在这一时期已经停烧，到了五代，由于吴越钱氏为了进贡和海外贸易的特殊需要，必须扩大生产范围，因之，除余姚上林湖外，在许多地方还设立了新窑，鄞县窑于此时才又恢复了生产。”〔30〕 结合以上两文来看，小白市一带很可能存在东晋至南朝时期的窑址，《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一文简单断定小白市窑址3 号窑下层仅为东晋时期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而随着后来屋后山、河头湾、同岙河头、邬花楼等地唐代中晚期窑址的陆续发现，《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一文所谓唐代“鄞县窑”已经停烧这一说法同样难以成立。
长期从事宁波地区越窑青瓷考古研究的林士民先生发表过不少与东钱湖窑场有关的文章和专著，他在《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一文中提到，鄞县窑址“主要分布在东钱湖四周。有东汉晚期窑址三处；三国窑一处；唐代窑址二处；五代至北宋窑十六处”；奉化县窑址“主要分布于白杜、尚桥及西坞三乡镇〔31〕，以白杜最集中，仅孙侯村就有五代至北宋的六处；晚唐至宋二处；北宋三处”。〔32〕 在《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一文中，林士民先生经过实地调查和对比研究后认为：东钱湖窑场中发现的谷童岙（郭童岙）窑烧造年代在“东汉晚期的中间阶段”；玉缸山窑和老鼠山窑（上刀子山窑址）烧造年代为“东汉晚期的偏晚阶段”；窑岙窑的烧造年代为“三国（吴）”；窑头山窑的烧造年代为“东晋”；而五代至北宋时期窑址“在东钱湖窑场中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加上四周的两个窑区则占到八分之七”。〔33〕 在随后出版的《青瓷与越窑》一书中，林士民先生几乎全文照用了以上说法。〔34〕 这一观点，特别是东钱湖窑场的创烧与续烧时间问题，其他研究者基本认同并加以补充修订和细化完善。如徐定宝先生主编的《越窑青瓷文化史》一书中提到浙东地区先后发现的东汉窑址有59 处，其中“鄞县4处”。同时还提到：“鄞县东钱湖镇上水村窑岙山窑址的南侧为东吴时期窑址”；东晋时期“萧山上董、石盖村，余姚，鄞县小白市等地都有少量新建窑分布，产品内涵、风格基本一致，如鄞县东吴窑头山窑，生产的直口弦纹碗、三足砚和盏、罐等器形，是上虞百官、萧山上董等晋代窑址中常见的器形”；南朝时期“奉化白杜等地稍有窑址分布”；唐、五代至北宋时期，鄞县“在东钱湖四周发现窑址39 处，其中唐代2 处，五代北宋37 处”，奉化市“窑址主要分布于白杜、西坞和尚田三个乡镇，以白杜乡最集中。共发现窑址11 处，其中晚唐至宋2 处、五代北宋6 处、北宋3 处”。〔35〕 以上提到的这些窑址发现情况，虽然在其分布地域、具体数量和分期断代上仍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总体来看，东钱湖窑场的创烧年代可早至东汉晚期，且在三国东吴至北宋期间基本未曾间断烧造这一时限判断应是可以肯定的。
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也曾提及在鄞县韩岭乡谷童岙（郭童岙）、上水乡老鼠山（上刀子山）、横溪镇栎斜等地发现了汉代生产瓷器的作坊遗迹；西晋时期的制瓷作坊遗址在鄞县韩岭、小白市等地有所发现；东晋南朝时在鄞县也有少量窑场；而五代至北宋早期，由于进贡朝廷“需要量的猛增，于是在今宁波市的鄞县等地也建立了新窑”，以“分担烧制贡瓷的一部分”。〔36〕 这在文献中是有记载可寻的，且一次进贡高达“万一千事”即11000 件（套）之多：
（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 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涂金银香狮子并台重千两，金银香鹿一对重千两，涂金银凤、孔雀并鹤三对重三千两，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大绫千匹，宝装合盘二十只，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
——《宋会要辑稿》〔37〕
众所周知，北宋开宝年间（968—976）明州和越州早已分设，当时东钱湖所在的鄞县归属明州管辖，而上林湖所在的余姚归属越州管辖，作为明州节度使的钱惟治不太可能去要求越州，很可能是命令自己辖区内的窑场提供贡瓷。这些瓷器的生产之地，应该就在东钱湖窑场一带。而一次即进贡如此之多，且其中不乏“内千事银棱”这样的高档产品，不仅充分说明了当时东钱湖窑场生产规模的庞大，也表明东钱湖窑场在此之前应已有了较好的生产基础，否则在短期内烧制出如此量多质精的进贡用瓷是难以想象的。由此也可说明，东钱湖窑场的具体兴起时间或较部分学者认为的北宋初年略早，不排除提前到五代晚期或末期的可能。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销问题。无论是五代时的吴越国，还是五代后的大宋朝，明州港都是一个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口岸，包括瓷器在内的批量货物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销海外。东钱湖窑场得此地利与人和之便，自然不会放过如此利好的机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一时期东钱湖窑业的快速扩张。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将再作分解。
而在早年发现之外，近十多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分别在东钱湖及其周边的鄞州区东吴镇与五乡镇、北仑区小港街道、奉化区西坞街道与尚田镇等地调查、复查、勘探、发掘了一批窑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瓷器物和窑具标本。窑址时代上起东汉晚期，下迄南宋早期；产品数量上以北宋时期占据绝对主流，工艺水平上以五代晚期至北宋早中期这一时段明显技高一筹。这些发现，既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又再次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当年东钱湖窑场的产销两旺。
北宋晚期以后，越窑青瓷生产整体趋于衰微，东钱湖窑场同样未能幸免。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与这一时期东钱湖窑场相关的信息。在历年的考古发现中，属于北宋晚期或续烧至北宋晚期的窑址数量虽不算少，但工艺技术已然趋于简陋衰退；属于南宋早期或续烧至南宋早期的窑址虽非凤毛麟角，却也委实不多，且产品种类较为单一，质量相对较差。〔38〕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东钱湖窑场确已开始走向衰落，并最终在南宋早期之后全面停烧。〔39〕
基于以上分析，现在我们可以给东钱湖窑场的瓷业生产划分出一条相对比较明晰的“时间轴”：初创于东汉晚期，续烧于六朝时期，间断于隋至唐代早期，复苏于唐代中晚期，发展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北宋早中期，衰落于北宋晚期，停烧于南宋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