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期产品
五代十国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当时的北方地区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但僻处江南一隅的吴越国却另有一番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内海外贸易也得到不断扩大。为保境安民，吴越钱氏实行绥靖政策，向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原王朝纳贡称臣，大量进贡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精品青瓷，从而将越窑瓷业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这一时期的东钱湖窑场，得益于持续安定的生产环境、自身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内运外销市场的拓展，开始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目前在东钱湖窑场中发现的五代时期窑址数量相较之前有所增加，主要分布于上水区的上水窑岙、范岙，东吴区的小白市、花园山，五乡区的河头湾，西坞区的水马池墩、邬花楼等地。五代晚期以后，东钱湖窑场的瓷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发现的窑址数量增多，几乎各个窑区皆见分布，〔33〕 而且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也有明显提升，这为北宋早中期东钱湖窑场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108 上水窑岙窑址出土碗
图109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东窑”款盘
从以上窑址调查采集情况看，部分窑址出土器物的年代上可至晚唐，下可达北宋，延续时间长短不一，其中五代时期的主要产品见有碗、盘、洗、盒、钵、灯盏、盏托、盏（杯）、水盂等。〔34〕 分述如下：
碗 口沿呈花口已广为流行，深弧腹，腹壁内凹出筋，底足已彻底变为圈足，足壁扁窄，足跟更高，修足更加规整。釉色青绿，釉层较薄，光亮滋润（图108）。
盘 敞口，浅弧腹，圈足，足壁矮而直。在花园山窑址中曾经出土有内底刻划“东窑”字款的盘（图109）。
洗 宽斜沿，浅弧腹，平底，撇足（图110）。
图110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洗
图111 河头湾窑址出土盒盖
盒 盒身与盒盖通过子母口扣合，卧足，亦有撇足。分两种：一种整体呈扁圆形，盖顶面较平，平面内刻圈，戳印莲子纹，周边浅浮雕覆莲瓣纹（图111）；一种盖顶面内凹，中央贴附瓜蒂形钮，周壁刻划覆莲瓣纹或菊瓣纹，盒身素面或刻划仰莲瓣纹（图112）。
钵 敛口，弧腹，坦底，卧足。花园山窑址曾经出土一件足底刻有“内坊”字款的钵，内底线绘精美的鸳鸯嬉荷纹，工笔细腻，形象写实，釉色青绿滋润，胎体细腻厚重，堪称东钱湖窑场五代时期的精品之作（图113）。
灯盏 形制基本与唐时相同，不同的是底部无圆环（图114）。
盏托 与茶盏（杯）配套使用。由托盘、托具组合而成：托盘呈敞口盘形，有的盘口边缘作五曲花口，寰底，高撇足；托具呈侈口喇叭形，黏附在托盘中央，用于承托盏（杯）。器形别致，制作规整，亦为东钱湖窑场五代时期的代表之作（图115）。
盏（杯） 与盏托配套使用。圆口或花口，弧腹，圈足外撇。花口杯腹壁多内凹出筋。盏（杯）内底多装饰五瓣变形荷叶纹。青绿莹润，胎体轻薄，制作精致，是东钱湖窑场中发现比较多的一类产品（图116）。
水盂 敛口，球腹，圈足。腹外壁浮雕三层凸起的仰莲瓣纹（图117）。相较而言，唐代水盂多为素面，五代水盂则盛行莲瓣装饰，可能与吴越国崇尚佛教有关。
这一时期东钱湖窑场生产的青瓷产品风格与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器物种类更加丰富，新出现了卧足盘、委角叠盒等，造型新颖别致；同类器物式样增多，碗、盘、碟、盏托等形制多样，不一而足；器底由原来的平底、宽圈足演变为窄圈足，足较前期窄而高；器物釉色由青黄色变为青绿色，通体施釉，釉层均匀莹润，釉色淡雅；坯料细腻，制作精良，胎色灰白，胎体更加轻薄。
图112 郭家峙窑址出土盒（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79 页，图62）
图113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内坊”款钵
图114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灯盏
图115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盏托
图116 上水岙窑址出土花口盏（杯）
图117 宝幢一带采集水盂（应培明供图）
装饰工艺以素面为主，继承了唐代以釉色取胜的装饰风格，部分器物采用细线划花、浅浮雕或透雕手法装饰。碗、盘、钵等内底线绘荷叶纹、菊花纹、鸳鸯纹、海波纹等，纹样渐趋丰富。开始仿照金银器的錾刻工艺，流行浅浮雕工艺，盛行莲瓣装饰，如碗、水盂、钵等外壁剔刻重仰莲瓣纹，莲瓣凸起，呈现一种立体浮雕感；盒盖顶面剔刻戳印莲蓬纹，盒身四周剔刻莲瓣纹等。
器物上开始较多出现文字款识，主要见有“东窑”“内坊”“供养五通”〔35〕 等。其中：“东窑”直接指明了该件器物生产之地的窑场名称；“内坊”可能是为皇家烧造贡瓷的直接证据，前文对此已有述及，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五通”即五通神，唐宋至明清时期江南民间广为信奉，村村有祠，人们相信只要虔诚祭祀供奉五通神，就能够快速获得财富和实现心愿。〔36〕“供养五通”瓷器款识的存在（图118），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独特的宗教信仰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烧制工艺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可见到两类：一类是延续了唐代的明火叠烧工艺，器物与器物之间用泥点间隔，如上水窑岙窑址的碗成摞叠烧，碗和碗之间用泥点支钉间隔，因此碗内底和圈足上保留有泥点支钉的垫烧痕迹。不同的是，唐代支钉多为分散的松子状黄泥点，支钉数量多且密集，至五代时期，支钉变为细长泥条，数量变少且呈圆形分布，因此瓷器圈足上常保留连续的圆形泥点痕。一类是器物下垫环形垫圈单独置于匣钵中密封烧制，垫圈取代了泥点间隔的装烧方法，支烧痕迹由圈足底部向圈足内底转移，圈足底包釉光滑。这种工艺与慈溪上林湖、绍兴上虞地区一致，应是当时不同窑场间传播影响的结果。这两类烧制工艺在宝幢区的河头湾窑址、上水区的上水窑岙窑址中均有发现。由明火裸烧过渡到匣钵密封烧是越窑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匣钵密封烧制的器物，形体变小，胎骨由厚重向轻薄转变，釉料中铁元素还原更加充分，器表更加光洁莹润，釉层更加均匀，釉色更加青绿淡雅，观之如“千峰翠色”，让人赏心悦目。
图118 河头湾窑址采集“供养五通”款盏（应培明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