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宋中期产品
北宋中期是东钱湖窑场窑业规模最盛的时期。年代大致为宋真宗（998—1022）、宋仁宗（1023—1063）、宋英宗（1064—1067）和宋神宗（1068—1085）四朝。这一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瓷业生产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此时的吴越国早已纳土称臣，越窑青瓷不再作为藩国进贡朝廷的贡品，转而成为户部上呈的地方土贡，且其贡奉次数和数量锐减，譬如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的一次进贡，仅有区区“秘色瓷器五十事”〔56〕，可说徒具象征意义，聊胜于无罢了。此时的贡窑也已易位，汝窑取代越窑成为青瓷魁首，耀州窑、龙泉窑等烧制青瓷的窑场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与各大名窑的激烈竞争中，上林湖越窑贡瓷明显落了下风，并最终败下阵来。
与此同时，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其中的一条措施，就是允许官府瓷器进入市场销售。如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诏令，允许瓷器库除一部分输入内藏库外，其余的可以通过三司作为商品进行销售：
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
——《宋会要辑稿》〔57〕
宋神宗时，为了富国强兵、革新吏治，于熙宁二年（1069）开始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变法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裁撤瓷器库，并入杂物库：
神宗熙宁三年三月，诏并瓷器库入杂物库管勾。
——《宋会要辑稿》〔58〕
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官府用瓷和贡瓷而言无疑冲击巨大，对于民营和外销窑场而言则未必不是利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扩张，而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民营和外销为主的各个窑场的快速发展。东钱湖窑场的生产规模、产品种类等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明州瓷器甚至一度超过越州，在北宋中期官方瓷器产地中名列前茅：
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
——《宋会要辑稿》〔59〕
这一时期的窑址分布最为广泛，各个窑区都有较多窑址发现，典型者有郭家峙区的郭家峙窑址、郭童岙窑址，上水区的上水岙窑址、上水窑岙窑址、范岙窑址，下水区的蛇山窑址、蛇山瓦片滩窑址，东吴区的花园山窑址、窑山头窑址，五乡区的河头湾窑址，西坞区的水马池墩窑址等。其中的部分窑址如郭童岙、上水岙等作过较大规模发掘。从调查采集与发掘情况看，北宋中期的产品种类较前更为丰富，主要见有碗、盘、杯、碟、盏、盏托、灯盏、钵、盒、罐、壶、执壶、香炉、瓶、韩瓶、盅、尊、套盒、水盂、枕、洗、砚台、灯、唾盂、钉帽、花觚、碾轮、异形器等，同类器物如碗、盘、杯、香炉、器盖等也形制多样。〔60〕主要产品分述如下：
图143 郭童岙窑址出土深弧腹碗
图144 上水岙窑址出土夹层碗
图145 郭家峙窑址出土双层碗（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32 页，图8-1、8-2）
碗 形制多样。据碗口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口和花口，据口沿弯曲程度可分为敞口和侈口，综合口部特征，大致可分为圆敞口、圆侈口、花敞口、花侈口四种类型；据碗的装饰工艺又可分为素面、划花、刻划花、刻弦圈一周等不同样式。碗身形制基本一致，均为深弧腹，平底，圈足（图143）。样式虽然较多，但整体比例基本一致，以郭童岙窑址2007 年发掘出土的碗为例，其口径、足径、高度比例多为2：1：1，少量斜弧腹大碗比例能达到3：1：1（表3）。此时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夹层碗，亦称孔明碗、供碗，分双层，内层碗呈浅盘状，粘在外层筒形直腹碗上，里层与外层中间中空，外层碗底有孔洞（图144、图145）。这种夹层碗既可作为保温的日用器，又可作为祭祀用器，用来盛放供品。
表3 2007 年郭童岙窑址发掘Ⅰ区出土碗器形统计表
续表
注：1.表中碗口部根据平面形状分圆口、花口，根据口沿弯曲程度分为敞口、侈口，每个碗口部均具有以上四种形态中的两种；装饰工艺分为素面、细线划花、刻划花、刻弦圈一周四种，部分产品装饰工艺融合两至三种。2.表中尺寸单位均为厘米（cm），比例指以足径作为参照，口径比足径、高度比足径得出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数，四舍五入。3.表中碗均为匣钵烧制，明火叠烧碗未列入。
盘 敞口，浅弧腹，圈足或卧足。据盘口平面弯曲形状分圆口和花口，圆口盘腹壁平滑浑圆，花口盘曲腹处有内压凹棱，内壁微凸。圈足矮且斜直，卧足平底内凹（图146）。
图146 郭童岙窑址出土盘
图147 郭童岙窑址出土花口杯
图148 郭童岙窑址出土高足杯
杯 形似小盏。花口，弧腹，坦底，撇足（图147）。
高足杯 口平面多呈圆口，亦有花口，直壁，弧腹下收，高撇足，足底呈喇叭形（图148）。
碟 形似小盘，但尺寸更小，口径多为12—13cm。形制基本为敞口，浅弧腹，坦底，圈足或卧足（图149）。
盏 形似小碗，但尺寸更小，胎体更轻薄。圈足足壁窄而矮，足底圆润（图150）。
盏托 茶具中的承托，由托盘、托具、圈足组合而成。形制多样，据托盘的形状可分为敞口盘和宽沿盘两种：敞口盘，盘沿又细分圆口和花口，上黏附钵形托具，高斜足，盘边缘装饰细线划花纹饰，该型盏托多与盏配套使用；宽沿盘，边缘尖圆唇，微微凸起，平沿或微翘，折腹，内底中空，上黏附覆莲台形托具。托台与盘沿平齐或高于盘沿，圈足矮而外撇。宽沿及盘底装饰细线划花纹饰，托具边缘剔刻五瓣浮雕的覆莲瓣纹，莲瓣多为一层，高台形盏托的托具可达两层。莲瓣内有的素面光滑，有的莲瓣中间凸筋，有的装饰细线叶脉纹路。托台面内凹呈圆盘形，上饰花草纹、莲蓬纹等。托台型盏托多与撇足杯配套使用（图151）。
灯盏 外形似小碟，敞口，圆唇，垂沿，浅弧腹，平底（图152）。
图149 郭童岙窑址出土碟
图150 郭童岙窑址出土花口盏
图151 郭童岙窑址出土盏托
图152 郭童岙窑址出土灯盏
图153 郭童岙窑址出土柳斗纹钵
钵 敛口或直口，弧腹下收，平底，卧足。根据口部特征，可细分为圆唇外翻、尖圆唇垂沿、方唇等。此外还有一类特殊形制的柳斗纹钵，直口，球腹，寰底，腹部满饰柳斗纹，刻划较深，线条流畅，将生活中的柳条编织纹与瓷器制作巧妙结合，匠心巧思，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图153）。
执壶 喇叭口或直口，筒颈，溜肩或折肩，鼓腹，弧腹下收，圈足。肩部置对称的流和把柄。流柄与口沿近似等高。流多为长管状弧形尖嘴，柄为弯曲的两股或三股扁带状。有的流柄之间置对称的穿孔兽首形系或双股耳形系。唐代执壶为短圆流，垂腹壶，腹部最大径位于壶的下腹部，腹部流行内凹瓜棱腹装饰；北宋执壶为长弯曲流，鼓腹壶，腹部最大径位于壶的上腹部。壶盖和腹部流行双线瓜棱腹装饰，也有八角折棱腹（图154）。
韩瓶 唇口，束颈，溜肩，鼓腹，弧腹下收，平底微内凹或隐圈足。有的肩部贴塑两个或四个桥形系（图155）。
瓶 直口，溜肩或折肩，弧腹下收，隐圈足。有的肩部附双兽首系，腹部饰六组双线凸棱或呈八棱折腹（图156）。
盒 盒盖与盒身子母口扣合，撇足或卧足。整体形制分为扁圆形和卵圆形两种：扁圆形盒盖面隆起，浅腹。盖边缘刻2—3 周凸弦纹，分成内外两区。内区内刻划花，绘有荷叶荷花、缠枝花卉、鸳鸯戏荷、牡丹等纹饰，外区划一周云纹。也有内区印花缠枝花鸟纹。卵圆形盒盖顶弦刻一周，中央贴附瓜蒂形钮，盒腹较深，四周斜出刀剔刻细密的菊瓣纹（图157）。
图154 郭家峙窑址出土执壶（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64 页，图46）
图155 郭童岙窑址出土双系韩瓶
图156 郭童岙窑址出土瓶口和底
图157 郭童岙窑址出土盒
图158 郭童岙窑址出土水盂
水盂 敛口，球腹，高圈足。球腹又可分为圆腹和瓜棱腹两种。有的腹部刻三重仰莲瓣纹。莲瓣刻花工艺不同于五代和北宋早期，平整光滑，无凸起的浮雕感（图158）。
香炉 一般由炉身和底座组成。宋代香炉根据是否有盖扣合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封闭式，其二开敞式。前者有盖，后者则无。今一般称封闭式的炉为熏炉，开敞式的炉为香炉。〔61〕 开敞式香炉的炉身多为杯形，底座分为高撇足和豆状高柄足两型（图159、图160）：高撇足香炉外形似高足杯，但体形更高大。杯多直口，外壁浮雕重莲瓣纹，莲瓣内辅以细线阴纹填充，深腹，寰底，高撇足。豆状高柄足香炉柄内中空，柄外分上下层装饰，上层装饰为迭山或口沿下弯，下层为宽大底座，座四周多装饰一圈连绵起伏的迭山。少量釉色精美香炉的豆状柄采用镂雕壸门形装饰。封闭式熏炉由炉盖、炉身、底座组成。盖和身均呈半球状，以子母口扣合，整器呈球形，弧腹下收，器身下接高撇足。盖顶面隆起，满饰镂雕缠枝花卉动物纹，动物纹样有龙、凤、仙鹤等（图161）。盖下部边缘划数道弦纹。炉身上腹部刻数道弦纹，下腹部刻重仰莲瓣纹。通体施青釉。该型熏炉与1987 年台州黄岩灵石寺塔地宫内出土的北宋“咸平元年”（998）纪年款熏炉〔62〕 形制一致（图162），器形仿照唐代金银器形式，构思巧妙，纹样精美，透雕工艺精湛，为北宋香事及佛教供养器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种翻沿带盖熏炉。炉盖顶置圆柱钮，盖沿上翻，盖下子口，直壁，上饰透雕缠枝花卉，以子口与炉身扣合（图163）。炉身呈浅弧腹杯形，杯周壁浮雕仰莲瓣纹。边沿下翻，饰缠枝花卉纹（图164）。炉身下接双层豆状柄或承钵（图165）。
图159 上水岙窑址出土高撇足香炉
图160 郭童岙窑址出土豆状高柄足香炉
图161 上水岙窑址出土透雕龙纹、凤纹香薰盖
图162 台州黄岩灵石寺塔地宫出土“咸平元年”熏炉（采自《浙江纪年瓷》第198 页，越窑青瓷熏炉）
灯 由灯盘和灯管组成。盘宽沿，直口，折腹，平底，高撇足。盘上竖五根或六根灯管，管内中空，上端有洞，便于伸出灯芯，底端呈锯齿形，四个支脚附着底部（图166）。
花口尊 喇叭口，翻沿，长颈，溜肩，鼓腹，束腰，高撇足。通体施青绿釉，釉色莹润，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口至肩内压5 道凹棱，棱与棱之间弯曲呈花口，花口内壁翻沿处饰三圈弦纹，弦纹内饰云纹。花口外壁饰细线和如意卷云纹。腹部浅浮雕呈二层台状莲瓣纹，莲瓣内细线划花，中间双出筋。束腰处刻划二圈弦纹。足壁镂空5 个菱形纹饰。足底残留有垫圈垫烧的泥条痕迹（图167）。
这一时期东钱湖窑场的产品不仅种类丰富、样式更多，用途也更为广泛，既有日用器，也有祭祀供器、佛教供养器等。近年来还发现了一些越窑青瓷的新器型，如上水岙窑址出土的青瓷花口尊、透雕缠枝龙凤纹熏炉、内外壁刻划莲瓣纹钵、瓜棱腹兽首罐、喇叭口小瓶（舍利瓶）、夹层碗（孔明碗、供碗）、八棱夹耳罐等，在其他越窑窑址及传世品中比较罕见。
图163 郭童岙窑址出土透雕香薰盖
图164 郭童岙窑址出土浅弧腹杯形香炉
图165 上水岙窑址出土承钵香炉
图166 郭童岙窑址出土六管灯
图167 上水岙窑址出土花口尊
产品造型比较规整，成型有一定规律，大多是按比例成型。器腹除瓜棱腹、球形腹外，还流行多棱的折腹装饰，如八棱杯，每个折腹均为平面，表面绘制图案，此类器的制坯和装饰技艺较转轮制作的圆腹工艺难度更高。器物往往通体施釉，釉色多青绿或青黄，少量青灰。造型端庄大方，釉面通透温润，质地细腻坚实，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
装饰工艺上，北宋早期除素面外，盛行细线划花和浅浮雕；北宋中期，装饰工艺繁复，集多种工艺于一身。在细线划花基础上，刻划花工艺大量运用。细线划花仍然流行，多为莲瓣的叶脉纹、如意云纹等，其次多见花草纹。划花纹样不如早期丰富，如龟伏荷叶盘，花园山窑址出土北宋早期的龟纹为龟首昂扬、四肢爬行的状态；上水岙窑址出土北宋中期的荷叶盘中龟纹消失，中间简化为圆圈纹；北宋中期晚段，划花逐渐被刻花取代，沦为刻花图案的填充。
刻划花工艺广泛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纹饰主要是重莲瓣、荷叶荷花、牡丹等，尤以盘内底装饰莲瓣纹最为典型。莲瓣有五瓣和六瓣之分，层层叠叠满壁装饰，一般斜刀刻出莲瓣轮廓，轮廓内细线划花填充纹路，细线划法为纯手工单根描绘，故细观单根线条虽大致同向，但长短、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莲瓣内刻双凸线表现筋脉。莲瓣纹大量运用在各类器物中，尤其是重莲瓣纹广泛刻划在器物的内外壁上。
装饰更加繁缛，不仅外壁刻花，而且内里也刻花，里外施工。以盏、钵为例，内外壁均刻划重莲瓣纹（图168、图169）。纹饰多样，既有莲瓣、花草、牡丹、荷叶、莲蓬、四交枝花等植物花卉和海水纹样，也有龙、凤、摩羯、雀、鸳鸯、鹦鹉、鹤、鱼等动物纹样，纹饰栩栩如生。同种纹饰也异彩纷呈，如摩羯纹除龙首鱼身摩羯纹外，还有蝉头蛾须鱼身的变形摩羯纹（亦称泥鳅纹），活灵活现，形象逼真（图170）。值得注意的是，细密的针刺连珠纹也是北宋中期东钱湖窑场特有的一种装饰纹样，多分布在缠枝花茎或兽首上，其他窑址尚未发现。
图168 上水岙窑址出土类“官样”盏
图169 上水岙窑址出土雀绕牡丹纹钵
图170 上水岙窑址出土摩羯纹盘、变形摩羯纹碟（右盘，左碟）
图171 上水岙窑址出土变形双竖线瓜棱腹执壶
图172 上水岙窑址出土双竖线瓜棱腹盖罐
宋真宗年间新出现了六组双竖线凸棱的瓜棱腹装饰〔63〕，取代了唐代以来腹壁内凹的瓜棱腹装饰，这种装饰广泛用在执壶、瓶、盒等器物装饰上，是北宋中期新出现并流行的一种装饰风格（图171、图172）。此外，戳印、模印、浮雕、镂雕、贴塑等工艺也相当出色，各种工艺并施，技艺娴熟精湛，使器物有多层次的立体浮雕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之美。
刻划文字盛行。如上水岙窑址部分出土器物上刻有“大”“内”“千”“十”“周置”“大吉”“曾州”“上清”“官”“官上水”“上水”“弟子曾……”“……申日……下庙”等字款（图173）；郭童岙窑址部分出土器物上刻有“
”“甲子”“六”和疑似繁体“記”等字款（图174）；花园山窑址发现有刻划“吉”字款的钵；小白市窑址采集到一件刻有“天童……寺舍……大中祥符……日弟子……”字款的双线瓜棱腹执壶（图175）；民间曾在东钱湖窑场发现过刻划花莲瓣纹的香炉，其高撇足上刻有“天圣八年四月初一日杳溜后一日……”字款（图176）。
图173 上水岙窑址出土铭文字款器物
图174 郭童岙窑址出土“
”字款盏底
图175 小白市窑址出土“天童……寺舍……大中祥符……日弟子……”铭文执壶（采自《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图版伍、2）
图176 郭童岙窑址采集“天圣八年四月初一日杳溜后一日……”铭文香炉（应培明供图）
这些字款，或为当时官府烧造产品的标记，如“官”“官上水”；或为与贡瓷相关的符号、产品型号、烧制批次等，如“大”“内”“千”“十”“六”，以往这类“大”“内”“千”字款器物主要发现于上林湖马溪滩、茭白湾、扒脚山、竹园山、狗颈山、后司岙、烧火山等生产贡瓷的窑址中，东钱湖窑场此类器物的发现，证明这里当时也在烧制贡瓷；或为瓷器的产地或者目的地，如“上水”“曾州”“
”；或为当时窑工或窑场的记号，如“周置”“记”等；或为当时佛教信众定制或寺庙直接定烧的供养器，如“弟子曾……”“……申日……下庙”等；或为当时道观定烧的祭祀供器，如“上清”（即道教最高神祇“三清”尊神之一的上清灵宝天尊）；或为当时器物上的吉祥祝福语，如“大吉”“吉”，其中“吉”字上面“士”的写法与今不同，上横短，下横长，类似“土”字，与宋代书画文书中的写法一致，寓意着一年更比一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吉祥安泰，富贵绵长。
其中的纪年款瓷器尤为重要。“天童……寺舍……大中祥符……日弟子……”“天圣八年四月初一日杳溜后一日……”等纪年铭文，不仅明确了该件器物的具体烧造年代，为判定东钱湖窑场甚至整个越窑瓷系同类型产品的年代提供了参考标尺，也为研究宋代佛教供养器和宗教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器物上刻划窑场、工匠等名号则可能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朝廷政令要求“物勒工名”有关：
仁宗天圣八年四月，三司言：“准《编敕》：‘铙、钹、钟、磬、酒镟子、照子等，许令在京铸泻务、在外于就近便官场收卖，并须镌勒匠人、专、副姓名，并监官押字，将往外处者，仍给公据。’”
——《宋会要辑稿》〔64〕
从官方的角度讲，要求制造者将自己的名号刻在产品之上，可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从民间的角度讲，这样做也可以起到宣传产品的作用。
器物成型工艺，除碗、钵等圆件一次成型外，器形复杂的器物多采用分制、釉黏结成型。制作工艺上，很多器物如尊、撇足杯、盒、盏托、熏炉等都不是一次成型，而是分段制作后再通过釉黏结成型，器形比例合适，匀称协调，说明此时的拉坯成型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烧制工艺上，匣钵装烧工艺大行其道，且随着瓷器种类增多，窑具种类也更为丰富。匣钵有各种大小不一的“M”形、僧帽形、钵形、筒形等，垫具有各种大小不一的环形、喇叭形、束腰型垫圈及“山”字形复合垫具等。匣钵除顶端内凹外，还发现一类顶端开孔的匣钵，主要用于烧制器钮、器盖类产品，说明此时已经开始针对特殊器物制作相应的装烧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