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早期产品
北宋早期是东钱湖窑场产品档次最高的时期。年代大致为宋太祖（960—976）和宋太宗（976—997）两朝。文献记载宋太祖时期和宋太宗前期的吴越国仍在向朝廷大量进贡“秘色窑器”“金棱秘色瓷器”“扣金瓷器”“金银扣器”“银涂金扣越器”等高档越窑青瓷，总数多达“一十四万余事”〔39〕，其中可能就有明州东钱湖窑场生产的贡瓷：
（开宝九年，即公元976 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涂金银香狮子并台重千两，金银香鹿一对重千两，涂金银凤、孔雀并鹤三对重三千两，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大绫千匹，宝装合盘二十只，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
——《宋会要辑稿》〔40〕
贡瓷需求如此庞大，单靠一地生产显然难以完成，因此除了上林湖及上虞等地官窑烧造外，东钱湖等地烧造青瓷基础较好的民窑也得以参与到贡瓷烧造中。在东钱湖窑场郭家峙区的郭家峙窑址和东吴区的沙堰河头窑址等地，不仅曾经发现“雍熙一年”（984）纪年铭茶碾，〔41〕 同时也见有较多与北宋建隆二年至三年（961—962）建造之东阳南寺塔中出土瓷器风格一致的碗、盘、盏托、荷花盖罐等精美产品，〔42〕 不排除其中一部分是当时根据“官样”仿烧的贡瓷。吴越国正式纳土归宋（978）后，越州窑务由北宋朝廷接收，成为中央下属的官办手工业，并设官监烧。〔43〕 虽然继续烧造贡瓷，但相比以前进贡数量已经大为减少，譬如太平兴国八年（983）的一次，仅仅进贡“金银陶器五百事”〔44〕，这与早年动辄以万件计相比完全不在同一层级。越州如此，明州当难例外，据此可见东钱湖窑场虽然在北宋早期时的产品档次相对最高，但持续时间却非常短暂。
这一时期的窑址分布更加广泛，典型者有郭家峙区的郭家峙窑址，上水区的上水窑岙窑址，下水区的蛇山窑址，东吴区的小白市窑址、沙堰河头窑址、花园山窑址，五乡区的河头湾窑址，西坞区的陈君庙山窑址、水马池墩窑址、邬花楼窑址等。其中的郭家峙窑址、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陈君庙山窑址分别作过试掘和发掘。从调查采集和（试）发掘情况看，部分窑址出土器物的时代跨度同样较大，属于北宋早期的主要产品见有碗、盘、杯、盏、盏托、碟、钵、罐、三联盒、执壶、茶碾等。〔45〕 分述如下：
图119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龙凤纹花口碗腹、底残片
图120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龙凤纹花口碗底
图121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龙凤纹花口碗内底龙纹
碗 继承了五代时期流行的花口，深弧腹，腹壁内凹出筋，圈足外壁直，内壁斜，较五代时期矮小，修足规整，造型优美。装饰纹样丰富，具体表现在碗内底周多饰凹弦纹一圈，圈内线划花草纹、菊花纹、梅花纹、荷叶荷花纹、莲蓬纹、海波纹、龙纹、双凤纹、龟荷纹、对蝶纹、鹦鹉纹、雀绕花卉纹等。典型者如花园山窑址出土的如意团花龙凤纹碗（图119—121）：花口，弧腹，坦底，高圈足，圈足脱落。碗内壁线划飞凤纹，内底线划细密的蟠龙戏珠纹，龙首居中，扭向外侧，龙角四枝，长须飘飘，双目炯炯，昂首张口，喷吐火珠，龙身弯曲碗底，通体饰网格状鳞片，四腿三爪，孔武有力，透露出一种威严霸气。外壁线划团菊纹和如意云纹。纹饰刻划工整细腻，釉色青莹滋润，产品档次极高。孔雀纹碗（图122）：坦底，高圈足。内底划弦圈一周，圈内线划孔雀朝阳纹饰。碗底划一对环绕飞翔的孔雀，雀首相对，目视中心的双圈。越窑纹饰中双凤纹常见，孔雀纹少有，但在台湾澎湖出土瓷器中有类似孔雀纹饰发现〔46〕。梅花纹碗（图123）：弧腹，圈足。碗内底刻凹弦圈一周，圈内线划五瓣梅花，花瓣内辅以细线填充脉络。碗外壁浮雕凸筋的重仰莲瓣纹。花纹生动，画工细腻，刻划花和剔刻工艺兼用，产品档次较高。
图122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孔雀纹碗底
盘 多为敞口，浅弧腹，坦底，撇足。此时除了传统圈足，亦流行卧足。装饰纹样丰富，典型者如菊花纹盘（图124、图125）：根据盘底枝叶布局分为中心缠枝和边缘缠枝两种。中心缠枝纹，以盘内中央双圈为中心，等距分叉三枝团菊花。边缘缠枝纹，边缘一枝在中央分叉为两枝菊花，看起来俨然繁花似锦、花团锦簇、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据宋人范成大著《菊谱·黄花》记载，这种团菊可能是明州特产的一种菊花——叠金黄。〔47〕 类似边缘缠枝团菊纹盘在台湾澎湖也有发现〔48〕。对蝶纹盘（图126）：对蝶纹是五代末至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的代表性纹饰之一。东钱湖窑场生产的对蝶纹盘，同上林湖出土北宋早期对蝶纹盘的纹样基本一致，但稍有区别，上林湖蝴蝶翅仅用细线填充纹路，东钱湖蝴蝶翅除细线填充纹路外还添加有数组圆圈填充。此类盘在上林湖的后司岙、寺龙口、彭Y6 等窑址中都有出土，其中部分器物上还见有“内”“大”和“太平戊寅”（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 年为戊寅年）等纪年字款。〔49〕 在辽代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墓中也有出土〔50〕，值得注意的是该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花口菊花纹青瓷盘（图127），据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鉴定，该花口菊花纹（底刻“官”字款）青瓷盘釉色、胎质与共出的青瓷碗、花口双蝶纹青瓷盘略有差别，但也属越窑系产品，可能因窑口或烧造时间不同而略有差异。01 我们在花园山窑址中也发现了不少与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花口菊花纹青瓷盘基本一致的团菊纹盘，亦有团菊纹底刻“官”字款者（图128），据此当可明确此类盘为东钱湖窑场所产。雀绕花卉纹盘（图129）：口沿下饰条带状勾云纹，内底线划三只展翅飞翔的雀鸟，互相盘旋追逐，雀鸟留白处填充花卉纹饰，给人一种活泼灵动、生机盎然的意境。龟荷纹盘（图130）：内底细划辐辏状荷叶脉络，荷叶中央线绘一只乌龟，乌龟昂首引颈，四足作爬行前进状，活灵活现，憨态可掬。上林湖发现的龟荷纹盘中的荷叶与东钱湖相同，但乌龟稍显呆板，四足匍匐，龟背上刻“王”字。02 鹦鹉纹盘：分为两种。一种是单只鹦鹉纹的小盘，口沿下饰条带状勾云纹，圈内中央线划一只鹦鹉，鹦鹉头扭向一边，长条状的尾巴偏向头侧，口眼清晰，神态安详，展翅欲飞，鹦鹉四周辅以缠枝菊花纹（图131）。该种缠枝菊花鹦鹉纹盘在台湾澎湖也有发现〔53〕。一种是四只鹦鹉纹的大盘，盘内底划弦圈一周，圈内中央划小双线圈，引出四枝缠枝菊花，菊花上方等距线划四只展翅飞翔的鹦鹉，图案满布盘底。釉色青莹，工笔细腻，纹饰清晰，繁而不乱，工艺高超，可媲美秘色瓷，当为高档瓷盘的代表（图132）。
图123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梅花纹碗底
图124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中心缠枝团菊纹盘
图125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边缘缠枝团菊纹盘
图126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对蝶纹盘
图127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官”字款团菊纹盘（采自《千峰翠色》，第154 页）
图128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官”字款团菊纹盘
图129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雀绕花卉纹盘
杯 花口或圆口，弧腹，高撇足。装饰分为素面和细线划花两种，杯底线划一圈，圈内细线绘制缠枝花卉鹦鹉纹、花草纹、变形荷叶纹等（图133）。
盏 根据口沿差异可分为圆口和花口两大类型，形制同碗，只是圈足更加低矮圆滑。口沿边缘线划条带状勾云纹，内底线划团菊纹、四交枝花纹饰等（图134）。
盏托 由托盘和托台组成。托盘呈盘状，宽沿，圆形或花形，折腹，下接撇足或高圈足。托台略平或高于盘沿，顶面内凹呈圆台形，上承茶盏。托盘边缘装饰云纹或花草纹，托台外壁浮雕覆莲瓣纹，顶面饰花草或莲蓬纹。盏托内中空，各部分制，整体釉粘成型，制作规整，装饰繁复，釉色青莹，工艺高超，是越窑青瓷的典型代表器物（图135）。
碟 圆口或花口，尖圆唇，浅弧腹，撇足或卧足。口沿下线划2 条弦纹，内底装饰或素面，或细线划花，主要见有缠枝花卉纹、团菊纹、花草纹和“三界”“庙记”字款等（图136、图137）。
钵 直口或微敛，弧腹，坦底，卧足。流行内外装饰，外壁浮雕莲瓣纹，内壁划花。部分口沿下饰两圈弦纹，腹壁等距分布五组团菊纹，内底饰海波纹，海波之间隐现鱼头和龙尾（图138）。
罐 敛口，球腹，圈足。腹壁刻划莲瓣纹，莲瓣内盛行划花。
三联盒 由三个小盒互相黏结而成。盒外表整体呈覆莲瓣状，瓜蒂形钮，子母口，平底。盒相连接处贴附卷荷叶，盒底保留泥点垫烧痕迹（图139）。该盒仿生造型，构思奇妙，生动逼真，呈现了北宋早期东钱湖窑场高超的工艺水准。
图130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昂首龟荷纹盘
图131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单只鹦鹉缠枝菊花纹盘
图132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四只鹦鹉缠枝菊花纹盘
图133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鹦鹉缠枝花卉和花草纹杯
图134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花口缠枝菊花纹盏
图135 郭家峙窑址出土盏与盏托（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76 页，图59-2）
图136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花口缠枝菊花纹碟
执壶 一改唐代喇叭口形制，变为直口。壶盖顶面呈宝珠顶，弧形腹，直壁，套在壶口上；壶身丰肩，圆鼓腹或瓜棱腹，弧腹下收，圈足。肩部置对称的流和双股扁带状把柄。执壶表面线绘卷云、仙鹤、花草、凤凰等纹饰（图140、图141）。造型别致，釉色精美，纹样清晰，栩栩如生，凸显了制瓷匠人的高超技艺。
茶碾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提到：“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其拂末以鸟羽制之。”〔54〕 由上可知，茶碾由碾槽（古称臼）和碾轮（古称堕）组成。碾槽内呈“U”形，外呈方形。碾轮中心穿孔，内有执木。1984 年郭家峙窑址曾出土过“雍熙一年”茶碾，残存一段碾槽和碾轮，碾槽外壁一边刻“雍熙一年造此器”，另一边刻“□茶□”。该碾轮呈圆形，中间厚，有穿孔，边缘薄而圆滑，碾轮外保留一圈圆形泥条垫烧痕迹（图142）。
图137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三界”字款碟
图138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海波莲瓣纹钵
图139 郭家峙窑址出土荷叶荷莲三联盒（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91 页，图76）
图140 郭家峙窑址出土云鹤纹执壶（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58 页，图39）
图141 郭家峙窑址出土圆腹带盖执壶（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159 页，图40）
图142 郭家峙窑址出土“雍熙一年”茶碾（采自《中国越窑瓷（下）》第201 页，图87）
这一时期东钱湖窑场的生产工艺依旧延续了五代时期风格，但产品造型更趋优美，胎壁更趋轻薄，叩击声音清脆，胎土纯净细腻，瓷化程度较高，釉色晶莹青翠，以青绿为主。流行细线划花和浅浮雕装饰，纹样构图繁密，线条流畅，制作精良，多姿多彩，既有奇花异草，也有珍禽异兽。特别是仿“官样”和“官”字款器物的发现，印证了东钱湖窑场在北宋早期曾经烧制贡瓷。此外，部分产品在北方辽国和海内外沉船中也有发现，如台湾澎湖出水越窑青瓷碗内划花的龙纹、双凤纹、波涛纹、孔雀纹、团菊花纹、缠枝菊花鹦鹉纹〔55〕等在花园山等窑址中均有出土，证明台湾澎湖该批产品中的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东钱湖窑场，成为北宋时期东钱湖窑场外销的直接佐证之一。
烧制工艺方面，窑具种类越来越多，既有盛坯用的匣钵，也有承托用的垫具。器物和匣钵间用垫具间隔，垫具和器物间用夹砂耐火泥条间隔，匣钵与匣钵间成摞叠烧。器物全部采用匣钵装烧，且不同的器物采用不同形制的匣钵来烧造，其中以凹底直腹匣钵（纵剖面似“M”形）、凹底弧腹下收匣钵（纵剖面似僧帽形）占多数，此类匣钵主要装烧碗、盘、杯、洗、盏托、盒等器形不高的器物；其次为直口斜弧腹平底的钵形匣钵，主要装烧罐、壶、钵、瓶等大件器物。装烧时一般一物一匣，同时根据器物底足的形状和大小，搭配使用各种形制、大小不一的环形、喇叭形、束腰形、“山”字形等垫具，如此不仅器物不易烧坏变形，而且产品釉面通透光洁，具有“类冰”“似玉”的艺术效果。
众所周知，东钱湖窑场与上林湖窑场关系密切，产品风格非常类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在北宋早期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上林湖越窑北宋早期常见的造型如敞口弧腹碗、浮雕莲瓣纹水盂、瓜棱形执壶、斜沿折腹洗、扁圆划花盒等，纹样如相对的鹦鹉、飞翔的蝴蝶、缠枝花草等，在东钱湖诸窑中屡见不鲜。当然，虽然极其相似，但仔细比对还是有区别：釉色上东钱湖显得青翠，釉层通透，整体类冰；上林湖则更加青绿，釉色乳浊，整体类玉。釉层胎体上东钱湖不如上林湖均匀轻薄，相对更加厚重；上林湖釉面黑灰点比较常见，东钱湖釉面则相对光洁。胎质上东钱湖淘洗不如上林湖精细。纹饰上除常见“官样”纹饰外，东钱湖诸窑也有一些独有的花纹装饰，如团菊纹、昂首状龟荷纹等在上林湖诸窑中未见。烧制工艺上东钱湖虽未发现烧制秘色瓷的封釉匣钵，但各窑均已采用匣钵装烧，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同样较高。
从东钱湖窑场自身来看，这一时期东吴区的制瓷水平最高，产品造型精细规整，釉色均匀莹润，线划纹饰精美，工艺娴熟细腻，整体给人以匀称、柔和、优美的感觉；下水区、上水区和郭家峙区次之，产品胎壁略显粗厚，制作不如东吴区精细，但花纹装饰比较普遍；西坞区产品釉色偏于青白，胎体相对厚重，花纹样式不如东钱湖窑场中心区丰富。可见东钱湖窑场这一时期不同窑区、不同窑址之间的制作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整体呈现出一种由东北往西南影响传播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