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钱湖窑场的外销问题
越窑青瓷曾经风靡亚非各国，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上那些海外发现的越窑青瓷器物究竟是在哪里生产的：上林湖？东钱湖？还是其他地区？或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十分复杂，梳理起来头绪众多，并不容易完全厘清。综合来看，兼而有之的可能性最大，其中有一部分估计就是东钱湖窑场生产的，理由如下：
（一）从时间节点看
公元9 世纪至11 世纪的上林湖窑场虽仍处于生产的鼎盛阶段，但同时期的东钱湖窑场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逐步兴盛起来，这里生产的青瓷器具，除了供应民间、进贡朝廷和提供定制外，同样也在大量外销。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屡次提及，试举数例：
宁波市在唐和五代为明州府治，其时海舶往来，物产丰衍，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到了北宋更有市舶司之设。在五代北宋的外贸货物中和五代吴越国王经常进贡中原的礼品中，瓷器占有很大的比重。瓷器是笨重易碎的物品，为了减少运费，降低损耗，获得更多的利润，在销售地附近建窑烧瓷是适合剥削阶级胃口的，所以史学工作者早已推测宁波地区应有古代瓷窑址，这批窑址的发现，证实这个推论是正确的。同时窑址的产品比余姚上林湖窑稍差，但比五代吴越的另一官窑——上虞窑寺前窑要精美得多，而且盛烧期又在五代北宋，所以在这些窑里生产出来的瓷器，其出路很可能以外销和进贡为主。
——《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28〕
鄞县在浙江东部，位于钱塘江口的南岸，在唐和五代时，它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钱氏用于海外贸易物中，除了金、银、缗钱、铅、锡、绢帛、绫锦等以外，瓷器也是当时的主要输出品之一。吴越钱氏在鄞县设窑，仿效余姚上林湖越窑的形制烧制瓷器，顺港出口较余姚更为便利。调查材料也证明，鄞县窑所烧造的器物无论在造型、胎质、釉色或是在纹饰风格上，都与余姚上林湖越窑基本相同。因此，鄞县窑瓷器当时被用来大量出口是无疑的。
——《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29〕
北宋崇宁四年六月，由明州市舶务发给去日本的李充商船的“公凭”中，物伙一项有详细的记述：“象泰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弍拾匹、瓷垸弍佰床［注：“床”是量词，即装东西的工具。“大床”就是装大垸（碗）的匣，一床二十件］、瓷碟壹佰床。”像这类的瓷器外输，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
瓷器是易碎商品，为了减少运费，降低损耗，获得更多的利益，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在港口附近置窑烧造外销瓷，选择明州府水运方便、资源丰富的东钱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青瓷与越窑》〔30〕
已故日本东洋陶瓷学会第一任会长三上次男先生曾经说过，日本“越窑青瓷出土数量比三彩及白瓷为多。这些产品从支烧方法看，不单纯是余姚越窑产品，也有余姚邻近地区越窑产品”〔31〕。其中，当然也包括东钱湖窑场在内。
图197 韩国康津窑厂遗址出土公元10 世纪左右刻划鹦鹉纹楪匙（摄自韩国扶安青瓷博物馆）
（二）从器物比对看
海内外发现的部分越窑青瓷器物，无论是造型还是纹样等，都与东钱湖窑场生产的同种器物接近或者相似甚至类同，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
1.韩国康津窑厂遗址出土的公元10 世纪左右的刻划鹦鹉纹器（图197）与东钱湖窑场出土的鹦鹉纹器相同。
2.日本福冈鸿胪馆遗址出土了不少越窑青瓷器物，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内壁刻划莲瓣纹碗在东钱湖窑场的上水岙窑址等地曾经大量生产（图198）。
3.中国台湾澎湖发现的3000 多件五代末至北宋初越窑青瓷器物，陈信雄先生考证多为上林湖所产，〔32〕 林士民先生等人则认为由上林湖与东钱湖两地生产。〔33〕 其中的龙纹碗、孔雀纹碗、团菊花纹碗、缠枝菊花鹦鹉纹盘等在东钱湖窑场的花园山窑址中均有对应的器物发现（图199、图200），因此这批器物确有可能是东钱湖窑场生产的。
4.印尼“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青瓷器里，许多器物如盏托、执壶等都是东钱湖窑场常见的器型。〔34〕 其中一种双竖线凸棱瓜棱腹执壶在上水岙、小白市、郭家峙等窑址均有类似产品出土（图201），时代约为“大中祥符”年间（1008— 1016）。〔35〕
图198 上水岙窑址出土内壁刻划莲瓣纹碗
图199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龙凤纹碗
图200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部分细线划花纹碗、盘。1.孔雀纹碗 2.团菊花纹碗 3.缠枝菊花鹦鹉纹盘
图201 上水岙窑址出土双竖线瓜棱腹执壶（变形）和盖（右上壶盖为应培明供图）
图202 河头湾窑址出土矮圈足碗
5.泰国南部林民波遗址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矮圈足碗，在东钱湖窑场中的屋后山、河头湾、同岙河头等中晚唐窑址中均有类似产品发现（图202）。
6.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公元9 世纪至12 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种类有碗、盘、钵、高足杯、香薰盖残片等。其中北宋时期的盘为撇足，钵为卧足，装饰繁缛，内外施工，装饰技法既有细线划花也有刻划花，纹样有莲瓣纹、四交枝花纹、缠枝花卉纹、海波纹等。与以上这些器物类似的产品在东钱湖窑场的上水岙、上水窑岙、郭童岙、蛇山、花园山等窑址均有发现。特别是上水岙窑址出土的内外刻划莲瓣纹的钵，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烧制工艺，均与福斯塔特出土的同类器一致（图203），可以确定此类产品来自东钱湖窑场。〔36〕
此外，据林士民先生考证：“1984 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的《陶瓷的东西交流》182 页，非洲埃及古遗址中出土的中国越州窑青瓷图版中，主要器物有刻划莲瓣纹的盘、杯、洗、碗，划鹦鹉、水波、水草等纹的盘、洗以及镂孔的器盖等，这些器物造型、纹样与东钱湖窑场中郭家峙、窑棚、东吴窑区中的产品完全一致。这些器物无疑是产自明州府下的东钱湖窑场，并从明州港启运的。”〔37〕
图203 上水岙窑址出土部分刻划花莲瓣纹器物。1.盘 2.盘 3.钵 4.钵 5.碗
……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也值得一说。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最早烧制釉陶的“濑户烧”制陶技艺也来源于东钱湖窑场。“濑户烧”的创始人加藤四郎原为道元禅师的随侍，南宋时跟随道元禅师到天童禅寺研习佛法期间，曾在附近东钱湖窑场的瓶窑（现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平窑村）学习制陶技术，返回日本后创立了“濑户烧”，加藤四郎也被誉为日本的“陶瓷之祖”。〔38〕 假如此事属实，则东钱湖窑场对于日本陶瓷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三）从运销条件看
在交通运输并不发达、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古代，水运无疑是最为省时省事省钱省力的商贸往来方式之一，特别是运输瓷器这样量大且易碎的商品更加如此。唐宋时期的明州港已是闻名遐迩的一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中外特产当年都曾从这里扬帆远航或在此停泊卸货。而与本在明州治下的东钱湖窑场相比，上林湖等地毕竟还是要远上许多，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拥有临近明州港口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是东钱湖窑场得以兴起的催化剂，同样也是其外销发展的推动器。在宁波市区和义路码头遗址以及当年从明州港出海途经的舟山群岛的一些港口遗址中，诸多具有东钱湖窑场产品风格的瓷器的发现，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与对国内诸多窑场的影响相比，东钱湖窑场的外销问题显然值得花费更多的笔墨去作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在此揭示的，仅仅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同仁来共同探讨之。
【注释】
〔1〕（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开元二十六年，采访使齐澣奏分越州之
县置明州，以境内四明山为名。”中华书局，1983 年，第629 页。
〔2〕（北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封境》：“自元丰以后，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中华书局，1985 年，第7 页。
〔3〕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1 页。
〔4〕（北宋）庄绰、（南宋）张端义：《历代笔记小说大观·鸡肋篇·贵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 页。
〔5〕（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中华书局，1979 年，第23 页。本条注释为作者新加。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7〕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2 期。
〔8〕王结华、毛颖、刘丽文：《古越遗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217—218 页。
〔9〕参见李军：《越窑青瓷开拓“海上陶瓷之路”》，《世界遗产》2017 年第5 期。
〔10〕关于越窑青瓷的海外发现情况，除特别注明外，均参见徐定宝主编：《越窑青瓷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5—239 页；王结华、毛颖、刘丽文：《古越遗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219—221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309—312 页；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下）》，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243—248 页。
〔11〕（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陶炉》，中华书局，1985 年，第110 页。
〔12〕参见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3〕参见陈文平：《唐五代中国陶瓷外销日本的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 卷第6期，1998 年12 月。
〔14〕参见［日］龟井明德、石丸详：《关于九州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75年6 月。
〔15〕参见［日］小山富士夫等：《东洋陶瓷大观》，日本讲谈社，1974 年。
〔16〕参见谢鸣良：《记黑石号（Batu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 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2 年；陈克伦：《黑石号出土越窑瓷器与唐代越窑的外销》，沈琼华主编《2007 年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 年。
〔17〕参见［印尼］AdiAgungTirtamarta：《井里汶海底十世纪沉船打捞纪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 期；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6 期。
〔18〕参见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 年第6 期。
〔19〕参见朱杰勤：《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世界历史》1979 年第2 期。
〔20〕参见［日］三上次男：《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 年创刊号。
〔21〕参见［日］三上次男：《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 年创刊号。
〔22〕参见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 年第6 期。
〔23〕参见［日］三上次男：《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 年创刊号。
〔24〕参见［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岩波书店，1981 年。
〔25〕参见阎文儒：《从考古发现上看阿剌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9 期。
〔26〕参见李辉柄：《阿曼·苏哈尔出土的中国瓷器》，《文物天地》1983 年第3 期。
〔27〕参见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
〔2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29〕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30〕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6 页。
〔31〕引自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 年第6 期。
〔32〕参见陈信雄：《五代越窑在澎湖——两岸交通的第一波》，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 年。
〔33〕参见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下）》，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244 页。
〔34〕参见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下）》，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245 页。
〔35〕参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编：《跨越海洋》，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128 页。
〔36〕参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编：《跨越海洋》，宁波出版社，2012，第131 页。
〔37〕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6 页。
〔38〕杨古城：《钱湖古窑与日本陶祖考》，《东钱湖文丛》2019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