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亡期产品
任何事物都有生有灭、有盛有衰，莫能例外。北宋晚期的哲宗（1086—1100）、徽宗（1101—1125）和钦宗（1126—1127）三朝，政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民间反抗频频，金国虎视眈眈，严重制约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加上受到土地开采限制、原料供给困难、烧造燃料欠缺、工艺停滞不前、窑业税赋征收以及南北各窑崛起等诸多因素影响，越窑瓷业生产风光难继，衰落不可避免。此时的东钱湖窑场，虽然仍在成规模地烧造青瓷，但产品质量和装烧工艺皆已逊色之前，并逐步退出了主流市场。
南宋初年，皇室南渡，地近京畿的越窑虽因一度重新得到朝廷的看重，在工艺技术与产品风格上有所创新，但毕竟积重难返，最终还是无奈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此时的东钱湖窑场同样日薄西山，只有零星的民间土窑仍在继续烧制粗朴耐用的碗、韩瓶等日用粗瓷，曾经映照钱湖千年的青瓷之光至此黯然失色，直至又近千年之后的今天才得以重现于世。
图177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碗
北宋晚期或续烧至北宋晚期的窑场分布仍较广泛，典型者有郭家峙区的郭童岙窑址，下水区的蛇山窑址、蛇山瓦片滩窑址，东吴区的窑山头窑址、花园山窑址，西坞区的孙侯窑岙窑址、唐夹岙窑址、黄泥晒场窑址、于家山窑址、奋起堆窑址、夹坑岙窑址等；南宋早期或续烧至南宋早期的窑址数量则急剧萎缩，目前可基本确认的仅有下水区的刀子山窑址，东吴区的瓶窑窑址、东庵窑址、花园山窑址和五乡区的明堂岙窑址等寥寥数处。
这一时期的产品与前相比有了较大变化。北宋晚期的器物种类仍然较多，但同类器器型减少，且以粗朴耐用的日用器为主，主要产品见有碗、盘、杯、灯盏、钵、器盖、罐、韩瓶、执壶、灯等；南宋早期的器物种类变得更少，产品仅见有碗、韩瓶、罐、执壶等，尤以韩瓶最多。〔65〕 分述如下：
碗 侈口，翻沿，斜弧腹，圈足（图177）。
盘 敞口，斜弧腹，坦底，矮圈足（图178）。
图178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盘
图179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高足杯
杯 敞口，弧腹下收，高柄足（图179）。
灯盏 敞口，圆唇或方唇，垂沿，斜弧腹，平底（图180）。
钵 敛口，圆唇或方唇，唇外卷，斜弧腹下收，卧足（图181）。
器盖 器型硕大，盖面呈弧形，顶端流行圆柱形钮，盖下接子口（图182）。
罐 分两种：一种唇口，短颈，丰肩，弧腹下收，隐圈足，肩部对称置一对耳形系；一种形制类似韩瓶，多在颈部贴横桥形系或双股耳形系（图183）。
韩瓶 数量最多。根据器型大小差异，可分为两种：一种器型小巧，圆唇，束颈，溜肩，弧腹下收，平底微内凹；一种器型较大，圆唇，束颈，溜肩，弧腹下收，隐圈足，环形底（图184）。
执壶 根据外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短颈罐形壶，体形矮胖，圆唇，粗短颈，丰肩，鼓腹，弧腹下收，肩部置短圆流和三股把柄，流柄之间置四个双股耳形系；一种是长颈壶，体形高瘦，长曲流。根据口部特征则可分为三种：一种直口，圆唇，长颈，折肩，肩部刻划细弦纹一圈，并堆贴双泥条耳系；一种喇叭口，长颈，丰肩或折肩，弧腹下收，圈足，肩部一侧置三股扁带把柄，另一侧置长圆流；一种盘口，长颈，溜肩，鼓腹下收，平底，肩部置扁带状把柄（图185）。
图180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灯盏
图181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钵
图182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器盖
图183 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出土双系罐
图184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韩瓶
图185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执壶（左直口，中喇叭口，右盘口）
图186 黄泥晒场窑址西侧堆积区出土灯
灯 顶部盘形，长管状柄，双层喇叭形底座（图186）。
这一时期东钱湖窑场生产的产品，在造型上，碗由前期的敞口向侈口、翻沿或折沿过渡，体形较前变小，浅腹居多，圈足变得更高；盘底足由前期的撇足变为圈足；杯由前期的低矮撇足杯变为高足杯，杯底流行高柄隐圈足，足内凹或中空；灯盏口沿流行垂沿；钵唇口既有圆唇也有方唇，唇口外卷；器盖顶上盛行圆柱形钮，下接子口；执壶口以喇叭口为主，也有直口和盘口，肩腹转折明显，肩部普遍流行双股耳形系和三股扁带柄；灯由原来的盘形五管或六管灯变为长柄管状灯等，造型趋于简朴。
釉色上，器物表面虽然仍施青釉，但釉色青灰、青黄、青绿均有，釉色不一，釉层稀薄不均匀，有些施釉不及底，如韩瓶、执壶、钵底等，有些外侧施釉内里不施釉，如灯盏等。胎色灰白，有的胎灰白色与黄褐色共存，胎质粗松，说明火候不高，釉层也较容易脱落。到南宋早期，青釉逐渐被酱色釉取代。以韩瓶为例，北宋晚期仍然施青釉，器型大小均有，只是制作工艺相对衰落，南宋早期则不再施青釉，转而施红褐色的酱色釉，胎体厚重，制作更为粗糙，周身保留轮转制坯痕迹，体形歪扭变形者甚多，与前期的高大挺拔、制作规整、青绿莹润的韩瓶形制不可同日而语。
装饰工艺上，以素面为主，虽然仍有刻划花工艺，但仅装饰在盘、器盖等少量器物上，装饰不普遍。刻花工艺粗疏，纹饰主要是弦纹和莲瓣纹。双线瓜棱腹装饰仍少量存在，但双线弯曲变形，不够规整。南宋早期，碗内底刻弦纹或表面斜出刀刻划芝兰纹。
烧制工艺上，北宋晚期匣钵和间隔具数量、种类明显变少，匣钵仅见少量“M”形、钵形，间隔具仅见盘形垫具，垫圈保留有少量环形、束腰形等。匣钵装烧退化为唐末五代时期的泥条间隔明火叠烧。为了增加装烧量，不同类型器物混合搭烧，如杯、盏等置于叠烧碗的顶部。将器物成摞放置在窑炉中明火叠烧，釉面容易粘有黑灰，不甚光洁，器身也多有粘连其他器物残骸的现象，内底和圈足上普遍保留有泥条间隔痕迹。这些迹象表明，此时的东钱湖窑场在生产工艺上同样趋于退化，因此其衰落和停烧乃是意料中事。
条分缕析说了这么多，到了该作总结的时候。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中，我们已经对东钱湖窑场自东汉晚期至南宋早期不同阶段的产品种类、风格特征和生产工艺等作过简要的归纳，这里想说的是，不论是初创期、低谷期和复苏期，还是发展期、兴盛期和衰亡期，每一阶段的产品种类、风格特征和生产工艺虽不尽同、各有特色，但却一脉流转、传承有序。这些青瓷产品，无论是简洁实用，抑或是繁缛华丽，都是古代制瓷工匠心血和汗水的创造与智造，是他们摸索探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最好体现。正因如此，包括东钱湖窑场在内的越窑青瓷，从诞生之初的实用器具，到逐渐登上大雅之堂，不仅成为当时普罗大众的生活用品、畅销海外的贸易商品、进奉朝廷的高档贡品和特殊客户的定制产品，同样也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赏玩物品，受到各个阶层人们的普遍推崇和欢迎。这种“工匠精神”，即使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传承、倡导和弘扬。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追求趋于多元，民间收藏方兴未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代表之一的越窑青瓷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收藏市场历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在欣赏或收藏越窑青瓷时，除选择研读一些鉴赏类书籍和图录外，更应多去正规的博物馆或开放的窑址现场观摩学习、多看第一手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文章，只有这样，才能深度了解越窑青瓷，少交学费，少走弯路，也才能真正将越窑青瓷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1〕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钱岙商周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 年第3 期。
〔2〕参见王结华、张华琴：《宁波地区商周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9 年。
〔3〕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鄞州区文管办：《浙江宁波鄞州栎斜老虎岩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 年第1 期。
〔4〕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调查资料。
〔5〕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6、203 页。
〔6〕参见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印：《鄞县文化广播志》，1992 年4 月，第205 页。
〔7〕参见仇国华编著：《新编东钱湖志》，宁波出版社，2014 年，第221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2—203 页。
〔8〕参见仇国华编著：《新编东钱湖志》，宁波出版社，2014 年，第259 页。
〔9〕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5—6 页。
〔10〕参见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上）》，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26、239 页。
〔11〕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另参见仇国华编著：《新编东钱湖志》，宁波出版社，2014 年，第221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3—204 页。
〔12〕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调查资料。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15〕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3 页。
〔16〕（唐）徐夤：《贡余秘色茶盏》，《全唐诗》卷七一○，中华书局，1960 年，第8174 页。
〔17〕（唐）陆羽：《茶经·四之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 年。
〔18〕（唐）陆龟蒙：《秘色越器》，《全唐诗》卷六二九，中华书局，1960 年，第7216 页。
〔19〕（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全唐诗》卷八二一，中华书局，1960 年，第9260 页。
〔20〕（唐）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全唐诗》卷三八○，中华书局，1960 年，第4266 页。
〔21〕（唐）李涉：《春山三朅来》，《全唐诗》卷四七七，中华书局，1960 年，第5426 页。
〔22〕（唐）许浑：《晨起二首》，《全唐诗》卷五二八，中华书局，1960 年，第6038 页。
〔23〕（唐）许浑：《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全唐诗》卷五二八，中华书局，1960 年，第6040 页。
〔24〕（唐）施肩吾：《蜀茗词》，《全唐诗》卷四九四，中华书局，1960 年，第5602 页。
〔25〕（唐）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全唐诗》卷五七○，中华书局，1960 年，第6611 页。
〔26〕（唐）皮日休：《茶瓯》，《全唐诗》卷六一一，中华书局，1960 年，第7055 页。
〔27〕（唐）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全唐诗》卷六七五，中华书局，1960 年，第7728 页。
〔28〕（唐）郑谷：《题兴善寺》，《全唐诗》卷六七六，中华书局，1960 年，第7756 页。
〔29〕（唐）韩偓：《横塘》，《全唐诗》卷六八三，中华书局，1960 年，第7832 页。
〔30〕（唐）顾况：《茶赋》，《全唐文》卷五二八，中华书局，1983 年，第5365 页。
〔31〕鄞州区、奉化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另参见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印：《鄞县文化广播志》，1992 年4 月，第205 页。
〔32〕（唐）陆羽：《茶经·四之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 年。
〔33〕按：调查资料显示东钱湖窑场中的郭家峙、上水、下水、东吴、五乡、西坞诸窑区中均有一定数量的五代至北宋时期窑址分布，但因多数未作正式发掘，部分窑址具体年代有待确认。
〔34〕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鄞州区、奉化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另参见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印：《鄞县文化广播志》，1992 年4 月，第205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4—205 页；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35〕“供养五通”款识青瓷盏系走访民间藏家调查得知，发现于河头湾窑址附近河道内。
〔36〕按：五通神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神仙，宋代江浙一带民间广为祭祀，又称淫祠神、偏财神、淫神。《夷坚志》甲志卷十五《毛氏父祖》：“门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闲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真武。曰：谨事之，死后不入狱，便诣北斗下为弟子。”丁志卷十九《江南木客》：“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
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详见（宋）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 年，第134、695 页；刘燕萍：《神话、仙话、鬼话——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30 页。
〔37〕陈寅格：《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245 页。
〔38〕宋代五大名窑之说，现学界认为始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该文中实际提到了六窑，其中包括柴窑，因除了柴窑时代属五代后周外，其余均为宋代，故学界约定俗成，称宋代五大名窑。参见（明）吕震等撰：《宣德鼎彝谱》卷一之一，中华书局，1985 年。又，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参见（民国）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年，第4 页。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因此通常将钧窑列入，与汝、官、哥、定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今也有研究者认为柴窑就是慈溪上林湖越窑秘色瓷窑址。
〔39〕（北宋）范坰、林禹：《吴越备史补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二二二·载记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年。
〔40〕（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9936 页。
〔41〕参见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下）》，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330 页。
〔4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43〕据李民举先生考证，设官监烧的时间不长，宣徽院负责越州窑务官吏的选派和产品去向。参见李民举：《论“越州窑务”》，《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6 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01—116 页。
〔44〕（北宋）范坰、林禹：《吴越备史补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二二二·载记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年。
〔45〕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鄞州区、奉化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与发掘资料。另参见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印：《鄞县文化广播志》，1992 年4 月，第205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5 页；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46〕陈信雄：《越窑在澎湖——五代十国时期大量越窑精品的发现》，（台南）文山书局，1994 年，第38—39 页。
〔47〕（南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菊谱”篇：“叠金黄，一名明州黄，又名小金黄，花心极小，叠叶秾密，状如笑靥，花有富贵气，开早。”中华书局，2002 年，第270 页。
〔48〕陈信雄：《越窑在澎湖——五代十国时期大量越窑精品的发现》，（台南）文山书局，1994 年，第40 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编：《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第156 页。
〔49〕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141、214 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84 页。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70、82 页。
〔5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编：《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第56 页。
〔53〕陈信雄：《越窑在澎湖——五代十国时期大量越窑精品的发现》，（台南）文山书局，1994 年，第41、103 页。
〔54〕（唐）陆羽：《茶经·四之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 年。
〔55〕陈信雄：《越窑在澎湖——五代十国时期大量越窑精品的发现》，（台南）文山书局，1994 年，第34、35、98、100、103 页。
〔56〕（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历代土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6931 页。
〔57〕（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瓷器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190-7191 页。
〔58〕（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瓷器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191 页。
〔59〕（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瓷器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190 页。
〔60〕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鄞州区、奉化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调查与发掘资料。另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 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鄞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编印：《鄞县文化广播志》，1992 年4 月，第205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4—205 页。
〔61〕扬之水：《香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39 页。
〔62〕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198 页。熏炉通高19.5 厘米，口径17.5 厘米，底径12.6 厘米。炉内壁墨书两周，上周“咸平元年戊戌十一月廿四日当寺僧绍光舍入塔买舍”，下周“供养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光”。
〔63〕小白市窑址中曾出土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号（1008—1016）的双线瓜棱腹执壶。参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64〕（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铸泻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262 页。
〔65〕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鄞州区、奉化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调查与发掘资料。另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 年；郑建明、毛迪凯：《奉化市于家山宋代窑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 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于家山——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