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兴盛原因

东钱湖窑场早在东汉晚期已经草创，经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历程而依旧步履维艰，何以至五代晚期开始兴起，并在北宋早中期达到鼎盛？内中的缘由究竟何在？内在的动力又是什么？我们认为，除制瓷本身所需的水陆交通便利（周边水系发达，临近明州港口）、制瓷原料丰富（水网密布取水方便，山地众多燃料充足，可能选用本地青淤泥作为瓷土来源^〔40〕）、地域经济进步、产业工人聚集（不排除有上林湖等地制瓷技术工人大量流入）等诸多共性因素外，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

一是进贡的需要。五代至北宋初年，吴越钱氏为保境安民并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断向建立在中原地区的各个王朝进奉包括大量高档青瓷在内的贡物，从而极大刺激了越窑瓷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短期内需求量的急剧增长，仅靠上林湖一地可以想见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不得不又在其他地区如东钱湖等地烧制贡瓷以敷征用。我们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北宋初年时任明州节度使的钱惟治曾经一次就向北宋朝廷进贡过包括“内千事银棱”在内的多达11000 件（套）高档瓷器，这些瓷器很可能就是在当时钱惟治辖下明州境内的东钱湖窑场生产的。历史上东钱湖窑场是否仅此一次烧制贡瓷，我们暂还不得而知，想来应该是不止于此的，但即便仅此一次，也足以促进东钱湖窑场的迅猛发展了。

考古发现也可证明东钱湖窑场曾经烧制过贡瓷。2017 年我们在发掘花园山窑址西北侧堆积区时，发现了1 件“内坊”底款的青瓷钵，^〔41〕 表明这里可能曾是五代至北宋早期一处烧制贡瓷的窑场。上林湖贡窑中发现的“官样”碗的标本，内外刻有莲瓣并划出茎脉，这种纹样的做法，在东钱湖窑场五代末至北宋时期的窑址中屡见不鲜，^〔42〕 这同样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钱湖窑场烧造贡瓷的证据。

二是外销的需要。距离东钱湖窑场不远的明州港，远在唐代已经成为一处重要的外贸港口，相继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等地的航线；至宋代时，明州港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波斯湾等地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设立有市舶司（务）等专门的管理机构，“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43〕。瓷器是当时明州港主要的输出商品之一，这在史料中是有迹可寻的，如北宋崇宁四年（1105）六月由明州市舶务发给去日本的李充商船的“公凭”中，“物伙”一项即包括“象泰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弍拾匹、瓷垸弍佰床、瓷碟壹佰床”。^〔44〕 这些从明州港出发销往海外的瓷器，固然不乏各地运来的产品，但也有就近生产的产品，而属明州管辖且交通最便、距离最近的东钱湖窑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说占尽天时，至少也是占了地利与人和。可以想象，为了减少运费、降低损耗并获取更多利益而选择在明州港附近的东钱湖置窑烧造外销瓷是完全有可能的；反之，外销数量的日益增长，也成了东钱湖窑场得以迅速发展的一大推力。

历年来，在海外许多地区，譬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曼、埃及、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等地都发现过越窑青瓷器物或其残件。^〔45〕 这其中的一部分产品，应该就是东钱湖窑场生产并通过明州港输出的，如林士民先生提到：“1984 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的《陶瓷的东西交流》182 页，非洲埃及古遗址中出土的中国越州窑青瓷图版中，主要器物有刻划莲瓣纹的盘、杯、洗、碗，划鹦鹉、水波、水草等纹的盘、洗以及镂孔的器盖等，这些器物造型、纹样与东钱湖窑场中郭家峙、窑棚、东吴窑区中的产品完全一致。这些器物无疑是产自明州府下的东钱湖窑场，并从明州港启运的。”^〔46〕

三是定制的需要。东钱湖窑场生产的青瓷产品，除用来进贡、外销和普通民用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去向，就是定制（从宽泛的角度上讲，进贡用瓷其实也属定制瓷的一种，只是意义更加特殊罢了）。如20 世纪60 年代在小白市3 号窑捡到的1 件已经残损的壶腹上刻有“天童……寺舍……大中祥符……日弟子……”等字^〔47〕，就是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距离东钱湖窑场不远的天童禅寺僧侣或其信众定制的；我们在上水岙窑址发现有刻着“弟子曾……”“……申日……下庙”“上清”等文字的器物，证明这里可能也曾应客户所需烧制过定制产品。此外，花园山窑址“官”字款盘底的发现和民间人士在上水岙窑址一带采集的“官上水”字款器物残件^〔48〕，显示当时的官府可能也在这些地方置官监烧或定制过产品。特定的用途、固定的客户和批量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促进了东钱湖窑场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