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越窑瓷
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考古发掘证明，远在东汉中晚期，位于今天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龙池庙后山、大陆岙、畚箕窝、刀砖岗、大园坪一带的窑场，在原始瓷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成功烧制出了比较成熟的瓷器，领越窑青瓷创烧风气之先，改变了瓷器始于魏晋的传统观点。〔38〕 这些窑场所在的上虞曹娥江中游由此成为举世公认的瓷器发祥地，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早烧造出成熟瓷器的国家。
三国东吴至西晋之际，厚葬之风盛行，明器大量生产，青瓷需求增加，“越窑瓷业生产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以上虞为生产中心的越瓷产品陆续经曹娥江运抵杭州湾，向西到达山阴（今浙江绍兴），或经运河直达京口（今江苏镇江）以及当时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地，向东则入海运往各处”〔39〕。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吴晋时期的地下遗存中出土有制作精细、造型优美的越窑青瓷器物，说明当时越窑产品已经批量进入市场流通，并深受不同阶层人们的喜爱。此外，部分器物如堆塑罐上还出现了惟妙惟肖的西方胡人形象和狮、象等吉祥物，表明当时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业已畅通。虽然如此，除魏晋时人杜毓《荈赋》中的“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史料或文人著述中却罕见关于越窑青瓷的记录，个中缘由何在，有待今后作进一步探讨。
东晋、南朝以至唐初，朝代更迭频仍，经济停滞不前，厚葬之俗渐衰，明器需求大减，兼之周边的德清窑、瓯窑、婺州窑以及其他诸多南北窑口的纷纷兴起并参与市场竞争，导致越窑瓷业生产一度处于历史低谷，不仅窑场数量不多，规模普遍偏小，产品整体质量也相对乏善可陈且种类明显减少。值得一提也不乏亮点的是，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已经开始走出国门，输往朝鲜半岛等地，〔40〕 同时在风格特征上逐渐向着清新、雅致的方向发展，悄然开启了唐宋瓷器以釉色为美的先河。〔41〕
中晚唐伊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饮茶风气的流行和外销需求的刺激，一度沉寂的越窑瓷业生产迎来了新的春天，出现了窑场林立、相互争艳的喜人局面，形成了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为代表的“南青北白”格局。与上虞相距不远的上林湖一带开始成为越窑青瓷新的中心产区，其产品不仅畅销内地，同时也远销海外，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以及非洲沿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发现过中晚唐时期的越窑青瓷。此外，这一时期的越窑还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成功创烧出了驰名中外、享誉古今的秘色瓷器，其制瓷水平开始走向历史顶峰；二是设立了贡窑〔42〕，越窑青瓷也因此成为越州进贡朝廷的地方特产之一：
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
——《新唐书》〔43〕
唐末、五代时期，天下纷乱，军阀割据，钱氏崛起，立国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建立吴越国。嗣后，越窑瓷业遂为钱氏垄断，越窑青瓷的生产被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据相关文献记载，自公元907 年吴越立国至公元960 年北宋建立的50 多年间，吴越钱氏始终奉行保境安民政策，历代吴越国王钱镠（907—932 年在位）、钱元瓘（932—941 年在位）、钱弘佐（941—947 年在位）、钱弘俶（948—978 年在位）均曾先后向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等中原王朝纳贡称臣，并多次进贡包括秘色瓷器在内的高档越窑青瓷：
（宝大元年，即公元924 年）秋九月，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银器、越绫、吴绫，及龙凤衣，丝鞋屐子，又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段、秘色瓷器、银装花榈木厨子、金排方盘龙带御衣、白龙瑙红地龙凤锦被、红藤龙凤箱等。
——《十国春秋》〔44〕
（清泰二年，即公元935 年）九月，王贡唐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十国春秋》〔45〕
（天福六年，即公元941 年）十月己丑，吴越王钱元瓘进金带一条、金器三百两、银八千两、绫三千匹、绢二万匹、金条纱五百匹、绵五万两、茶三万斤，谢恩加守尚书令。辛卯，又进象牙、诸色香药、军器、金装茶床、金银棱瓷器、细茶、法酒事件万余。
——《册府元龟》〔46〕
（天福七年，即公元942 年）十一月，王遣使贡晋铤银五千两、绢五千匹、丝一万两，谢封国王恩；又进细甲弓弩箭、扇子等物；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鞋履、细酒、糟姜、细纸等物。
——《十国春秋》〔47〕
（乾祐二年，即公元949 年）十一月甲寅，王遣判官贡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等物。
——《十国春秋》〔48〕
（广顺二年，即公元952 年）十一月甲寅，两浙钱弘俶遣判官贡奉御衣、犀带、金银装、兵仗、金银器、绫绢、茶香、药物、秘色瓷器、鞍屐、海味、酒等。
——《册府元龟》〔49〕
（广顺三年，即公元953 年）十一月……乙亥，两浙钱弘俶贡谢恩绫绢二万八千匹、银器六千两、绵五万两、茶三万五千斤、御衣两袭、通犀带、戏龙金带、香药、瓷器、银装甲仗、法酒、海味等。
——《册府元龟》〔50〕
公元960 年北宋政权建立后，僻处东南一隅的吴越危在旦夕，不惜倾国以事之，曾多次向北宋朝廷进贡方物，其中就有大量“秘色窑器”“金棱秘色瓷器”“扣金瓷器”“金银扣器”“银涂金扣越器”等高档越窑青瓷：
开宝二年秋八月，宋遣使至，赐生辰礼物并御衣红袍一副、金锁甲一副，及驼马百头。是时王贡秘色窑器于宋。
——《十国春秋》〔51〕
（开宝六年，即公元973 年，二月十二日）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浑金镀银狮子一对一千两、细衣段十匹、乳香二千斤，又进宫池银装花舫二、金酒器一副、金香狮子一、金香合一、金托里玳瑁碗十、碟子二十、金棱牙茶床子十、金棱红藤盘子一、金镀银果子十、钉龙凤翠花十株、金棱七宝装乌纹木椅子、踏床子、金银棱宝装床子十、银装椅子十、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棱盘子十、银装笼子十。
——《宋会要辑稿》〔52〕
（开宝八年，即公元975 年），宋师伐江南，惟治从忠懿王帅兵下常州，策勋，改奉国军节度使，忠懿王朝宋，命惟治权发遣军国事。王还，令惟治入贡。惟治私献涂金银香狮子、香鹿、凤鹤、孔雀、宝装髹合、扣金瓷器万事，吴缭绫千匹。
——《十国春秋》〔53〕
（太平兴国元年，即公元976 年）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户。俶贡御衣，通天犀带，绢万匹，金器、玳瑁器百余事，金银扣器五百事。
——《宋史》〔54〕
（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 年）三月三日，俶进金银食奁二、红丝络银榼四、银涂金扣越器二百事、银匣二。
——《宋会要辑稿》〔55〕
太平兴国三年（978），末代吴越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当年，也向北宋朝廷进贡了大量越窑青瓷：
（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 年）四月二日，俶进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两，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瓷器五万事，锦采席千，金银饰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罍、盏、斝各一，金饰玳瑁器三十事，金扣藤盘二，金扣雕象俎十，银假果十株，翠花真珠花三丛，七宝饰食案十，银樽罍十、盏十，盏斝副焉，金扣瓷器百五十事，雕银俎五十，密假果、翦萝花各二十株，银扣大盘十，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乳香万斤，犀、象各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
——《宋会要辑稿》〔56〕
即使在公元978 年吴越国正式纳土归宋之后，仍向北宋朝廷进贡了不少实为高档越窑青瓷的“金银陶器”：
（太平兴国八年，即公元983 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王遣世子惟濬贡上白龙脑香一百斤，金银陶器五百事，银二万两，黄金一千两。
——《吴越备史补遗》〔57〕——《吴越备史补遗》〔58〕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自北宋建立（960）至吴越国纳土归宋（978）的18 年间，钱弘俶向宋廷进贡瓷器即达14 万件之多，不难想见当时越窑生产之兴盛：
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带、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世希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黄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千余两、绫罗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千余事，珊瑚树一，高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万事，白龙瑙二百余斤。
五代以来至北宋初期吴越国进贡给历代中原王朝的越窑青瓷精品，特别是秘色瓷器，还有不少曾被作为礼物转赠外邦，如辽会同五年（942）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应历八年（958）辽北平王赵德钧夫妇墓、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应历九年（959）驸马墓、北京八宝山统和十三年（995）辽韩佚墓、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开泰七年（1018）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等都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包括秘色瓷在内的高档瓷器。〔59〕
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海外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繁荣发展，不但风靡亚非两洲，而且销量很大，仅印尼“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五代末至北宋初越窑青瓷即多达数十万件〔60〕，台湾澎湖一个港口遗址也出土过3000 多件五代末至北宋初的越窑青瓷精品〔61〕，输出量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北宋中期以后，贡窑易位，越窑青瓷虽仍为越州地方土产贡品，但进奉数量锐减。试看以下几条记录：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宋会要辑稿》〔62〕
越州会稽郡……土贡：越绫二十匹、茜绯花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千张、瓷器五十事。
——《元丰九域志》〔63〕
土贡杂物……至唐颇多，若编纹纱、宝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砂，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皇朝务从蠲省，以《祥符图经》《元丰九域志》参考之，承平之久，虽微有增益，然以匹贡者，为绫二十、排花纱十、轻容纱五，表纸千张，瓷器五十事。今贡轻容纱五匹、越绫十匹而已。
——《嘉泰会稽志》〔64〕
仅仅“五十事”也就是区区五十件（套）而已！这与吴越国时期甚至北宋初年的大量进贡实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贡瓷减少虽影响深远，却并不意味越窑瓷业的马上衰落。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这一时期同属越窑系统的东钱湖窑场的兴起。经过汉唐以来长期而缓慢的发展，进入五代晚期特别是北宋早中期以后，时属明州（今浙江宁波）辖内的东钱湖窑场开始发力，一跃成为越窑历史上继上虞曹娥江中游、慈溪上林湖之后的又一重要生产中心。历年来不仅在这里找到了较多这一时期的青瓷窑址，在海外不少地区也都发现过不少与东钱湖窑场生产的产品风格接近或类似的青瓷器物，且其高档产品亦曾同样作为贡物进献朝廷：
（开宝九年，即公元976 年，六月四日）明州节度使惟治进涂金银香狮子并台重千两，金银香鹿一对重千两，涂金银凤、孔雀并鹤三对重三千两，白龙脑十斤，金合重二百两，大绫千匹，宝装合盘二十只，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
——《宋会要辑稿》〔65〕
北宋晚期以降，由于受到政局动荡、外敌入侵、经济下行、民生维艰等宏观形势的影响，以及土地开采限制、原料供给困难、烧造燃料欠缺、工艺停滞不前、窑业税赋征收及南北各窑崛起等诸多内外因素的制约，越窑瓷业生产败象日显，不仅产品质量与前相比每况愈下，生产规模亦相应萎缩，经历千年、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风光不再，逐渐失去了朝廷、官府和市场的青睐，开始走向式微与衰落。
南宋初年，皇室南渡，地近京畿的越窑曾一度重新得到朝廷的看重。上林湖附近古银锭湖区低岭头、开刀山、寺龙口、张家地等南宋早期窑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以往关于越窑在北宋晚期已经停烧的认知，证明其下限至少可以延续到南宋早期。〔66〕 同样，在东钱湖窑场中，我们也有幸发现过一些南宋早期或续烧至南宋早期的窑址——刀子山窑址、瓶窑窑址、东庵窑址、花园山窑址、明堂岙窑址等。这时的上林湖窑场虽然在工艺技术与产品风格上有所创新，生产出了与传统越瓷风格不同的所谓“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产品”〔67〕，然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昙花一现、回光返照而已。东钱湖窑场诸窑烧造的器物则都是普通民用瓷，产品以碗、韩瓶等为主，多呈酱色，釉层较薄，质地粗朴，量大耐用，无论釉色还是工艺与前相比均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如秘色瓷这样的高档产品，在质量上亦已大不如前，据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记载：
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六研斋笔记》〔68〕
这里所谓秘色瓷，竟用“粗朴”一词来形容，表明其已完全失去了作为越窑青瓷精品代表的特殊意义。秘色瓷如此，其他普通产品的质量更加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见，越窑走向全面衰落与最终停烧，只不过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