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渊源关系
在越窑青瓷三大窑场中，上虞曹娥江中游因为衰落时间较早，距离也相对较远，其对东钱湖窑场的影响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即便有，这种影响也可能更多表现在早期阶段且不会太大。而并称今天宁波地区历史上越窑瓷业生产两大中心的上林湖窑场与东钱湖窑场，两者之间又有何渊源关系？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再作一些简单的解读：
在创烧时间上，上林湖窑场一般认为肇始于东汉晚期偏早阶段，而东钱湖窑场目前所见的成熟瓷窑如玉缸山窑址、早年发现的郭童岙两座窑址和刀子山（老鼠山）发现的一座窑址皆被认为属于东汉晚期中晚阶段，前者相较后者略早，因此不排除后者在创烧时受到了前者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同时受到了创烧时代更早的上虞曹娥江中游窑场和东钱湖窑场本身早期的陶、瓷混烧窑如老虎岩窑址等的影响）。
在兴盛阶段上，一般认为上林湖窑场兴盛于中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东钱湖窑场则发展于五代时期，至北宋早中期达到鼎盛，前者较后者兴起时间更早，持续时间也相对更长。在上林湖窑场如日中天之际，其对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东钱湖窑场很可能就受到了其辐射与影响；在上林湖窑场渐趋衰落之际，其制瓷工人也很可能流入东钱湖一带重新就业、创业，从而推动了东钱湖窑场的发展。
在器物特征上，无论是产品种类、造型、釉色、胎质，还是装饰风格和烧制技艺等，东钱湖窑场与上林湖窑场虽然略有地域差异，但总体情况仍属基本相似甚至相同。这一点也已得到众多研究者公认，《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一文认为：“晚期的遗物与余姚上林湖一带窑址的产品极其相似。如精细工整的制作，凸花莲瓣罐、瓜形执壶、折腹洗、划花盒的造型和盘、洗等器物所采用的撇足形式，以及相对的鹦鹉、飞翔的蝴蝶和水草纹的装饰花纹，都为余姚窑中所常见。”〔49〕李辉柄先生当年在实地调查后也说：“鄞县窑所烧造的器物无论在造型、胎质、釉色或是在纹饰风格上，都与余姚上林湖越窑基本相同。”“甚至乍一看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因此，鄞县窑与余姚上林湖越窑的关系之密切，以及它在越窑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就不难想见了。”〔50〕
在地理位置上，虽然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明州自越州分设，东钱湖窑场与上林湖窑场至此之后分属于明、越二州管辖，但两地空间距离不远、历史渊源深厚、人员流动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可说既不会少，更难避免。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东钱湖窑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受到了上林湖窑场的深刻影响，二者之间同气连枝、密不可分，有着较为明确的承继关系，或如前人所言，东钱湖是上林湖派生出来的一个窑场，亦不为过。
当然，东钱湖窑场与上林湖窑场产品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别，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两地产品的品种、形制、胎釉、纹样题材及其装饰技法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从个案上看，两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差异有时还较明显。这一现象表明，东钱湖窑场在受到上林湖窑场影响的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并创出了自己的特色。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可以给历史上的东钱湖窑场勾勒出一幅相对比较准确的“素描像”：东钱湖窑场，是指以今东钱湖湖区周围及鄞州区东吴镇一带为中心，以今鄞州区五乡镇至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带和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村至尚田镇一带为两翼，初创于东汉晚期、续烧于六朝时期、间断于隋至唐代早期、复苏于唐代中晚期、发展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北宋早中期、衰落于北宋晚期、停烧于南宋早期，主要烧制民用瓷，兼烧外销瓷、进贡瓷和定制瓷的越窑青瓷窑场的统称；是与历史上的上林湖窑场有着紧密联系及承继关系，和上虞曹娥江中游、慈溪上林湖并称的越窑青瓷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产区之一。
【注释】
〔1〕（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所谓
县“西有大湖，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中的“大湖”，指的就是今天的东钱湖。参见（西晋）陆云撰，黄葵点校：《陆云集》卷十《答车茂安书》，中华书局，1988 年，第174—175 页。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按：关于此次调查发现的小白市窑址3 号窑下层的具体年代，该《记要》定为东晋时期，但李辉柄先生经实地调查后发表于《文物》1973 年第5 期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一文认为小白市窑址“到了南朝时期还继续烧造”。本书采用东晋南朝这一断代观点，特此说明。
〔3〕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4〕参见林士民：《宁波考古述略》，《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林士民：《浙江宁波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2 页；魏建钢：《千年越窑兴衰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第260 页；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316、319—326、328、330—331 页；许绍银、许可编：《中国陶瓷辞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511 页；罗鹏、李永宁：《宁波考古六十年》之《窑址考古》篇，故宫出版社，2017年；王结华：《钱湖考古六十年——1958—2018 年东钱湖考古工作概述》，《东钱湖文丛》第2期。
〔5〕郑建明、毛迪凯：《奉化市于家山宋代窑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 年。
〔6〕本书关于窑址的统计，凡仅发现窑址堆积但窑炉具体数量不明的，统一以“几处”表述；凡已明确有几座窑炉的，统一以“几处几座”表述。郭童岙窑址2007 年发掘时，共在4 处地方发现8座龙窑窑炉，其中部分窑炉相互叠压，故称“4 处8 座”。以下于家山窑址、老虎岩窑址、上水岙窑址、陈君庙山窑址等表述方式相同，不再赘注。
〔7〕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 年。按：该《报告》中原定这批窑址的时代介于五代晚期至北宋中期之间，具体各窑时代略有差异，但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批窑址应属北宋中晚期。作者认为，此次发现的郭童岙窑址时代当以北宋中晚期为主，上限则可至北宋早期，故本书采用“北宋时期”这一断代观点，特此说明。
〔8〕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于家山——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待刊。
〔9〕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鄞州区文管办：《浙江宁波鄞州栎斜老虎岩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 年第1 期。
〔10〕宁波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数据，截至2011 年12 月。
〔11〕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沙山村03-7 建设项目地块考古勘探结项报告》，内部资料。
〔12〕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发掘资料。
〔13〕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钱湖沙山村03-7 号地块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工作报告》，内部资料。
〔14〕罗鹏：《宁波东钱湖上水岙窑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7 年6 月30 日；罗鹏、李永宁：《宁波考古六十年》之《窑址考古》篇，故宫出版社，2017 年。
〔15〕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调查资料。
〔16〕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发掘资料。
〔17〕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调查资料。
〔18〕张华琴：《浙江奉化陈君庙山窑址群发现两座北宋龙窑》，《中国文物报》2019 年9 月27 日。
〔19〕参见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20〕参见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416—418 页。
〔21〕许绍银、许可编：《中国陶瓷辞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511 页。按：引文中提到的谷童岙窑址即郭童岙窑址，老鼠山窑址即上刀子山窑址，特此说明。
〔22〕许绍银、许可编：《中国陶瓷辞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467 页。按：引文中提到的古坟潭窑即花园山窑址。
〔23〕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
〔24〕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
〔25〕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2—218 页。
〔26〕王结华、毛颖、刘丽文：《古越遗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205—206 页。
〔27〕（明）张时彻等：嘉靖《宁波府志》卷五《山川·鄞·山》，（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据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影印，1983 年，第508 页。
〔28〕参见王结华：《文献记载中的宁波古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2 年。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30〕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
〔31〕按：白杜、尚桥现均为行政村，隶属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下同。
〔32〕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
〔33〕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
〔34〕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3—205 页。
〔35〕徐定宝主编：《越窑青瓷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1、32、51—52、54、115 页。
〔36〕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249、254、262、336、416 页。
〔37〕（清）徐松辑，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9936 页。
〔38〕东钱湖窑场中，目前可基本认定为南宋早期或续烧至南宋早期的青瓷窑址仅发现刀子山、瓶窑、东庵、花园山、明堂岙等数处。
〔39〕东钱湖周边迄今所见南宋以后窑址仅有位于高钱前堰头村的三夹岙明代青花窑址1 处。
〔40〕参见王李、吴军明、罗鹏、张茂林、李其江、吴隽：《宁波东钱湖和奉化出土越窑青瓷科技研究》，《中国陶瓷》2019 年第5 期。
〔41〕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调查与发掘资料。
〔42〕参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8 页。
〔43〕（元）脱脱、阿鲁图：《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提举市舶司》，中华书局，1977 年，第3971 页。
〔44〕参见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海洋出版社，1990 年，第70 页。按：此处“垸”即碗；“床”为装东西的工具，即装碗的匣，一床共20 件。
〔45〕参见徐定宝主编：《越窑青瓷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35—239 页；王结华、毛颖、刘丽文：《古越遗珍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219—221 页；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309—312 页；林士民、林浩：《中国越窑瓷（下）》，宁波出版社，2012 年，第243—248 页。
〔46〕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06 页。
〔47〕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48〕承蒙厉祖浩先生告知。
〔4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 年第4 期。
〔50〕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文物》1973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