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Preface
支撑长征胜利靠理想信念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弹指一挥间，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长征那段光辉的历史已经过去了80多年。沧海桑田、人间巨变。昔日积贫积弱受尽列强欺凌、多数人饥寒交迫的国家，如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长缨在手”的军事斗争式样也早被机械化、信息化取代。对我们这些进入老年期的后辈来说，前辈的奋斗业绩早已经刻入了历史的年轮；而对今天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来说，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更是遥远而陌生。不过，如今我们立足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现在的人们如果想具备深邃的目光，不忘初心，还是应该温故知新，通过探寻前辈走过的道路来为未来的发展定下正确的坐标。当年红军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长征，靠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如今的新一代应该思考——万里征途中那些舍生忘死的革命者的理想是什么呢？这些理想对今天的人又有哪些启示呢？
打碎旧制度、建设新世界的信念支撑着红军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这句激励斗志的常用语，几十年来为亿万中国人所熟悉。红军从创建之初便扎根在井冈山这类穷乡僻壤之处，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若换成别的军队恐怕早就散伙了，红军却能“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根本原因就是红军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是红军参加革命的“初心”。这一理想信念，按照毛泽东的概括就是：“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
油画《红军上政治课》描绘了红军接受政治教育的场面。（郑洪流作品）
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史，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根据人民停止战争、获得土地和面包的切身利益需要，提出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几天之内就在万众欢呼声中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动员起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浴血奋战，恰恰也是由于满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需要。“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朴素的口号，反映出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因此能使这些分散的自然经济下的小私有者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书写下“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可歌可泣篇章。
如今，漫步于熙攘繁华的闹市中的人们，大多难以想象80多年前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的心境。那时，当红军者大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生存和温饱。国民党当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且只知压榨民众，共产党却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指明了解除苦难的方向，于是才有那么多人加入红军的队伍，并为本阶级的解放浴血奋战。
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官僚买办的深重压迫，极少数富豪随之享受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却又顽固地坚持古老的东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残酷地压榨社会底层民众。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红军长征开始那年即1934年的日记中所载，“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这一年整个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按当时的银圆计），这几个国民党要人的资产便富可敌国，若算上下面大小官员和豪绅们的财富，国内绝大多数资产都掌握在这些权贵手中。当时城市的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都只有几个银圆，多数农民更是食不果腹。
近些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的舆论攻势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美化被人民革命打倒的反动势力代表。如假借纪念抗战之名，大谈蒋介石“抗战有功”，其用意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其实，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由于国民党搞得民不聊生，才会有那么多民众揭竿而起，否则蒋家王朝怎么会被原本力量很弱小的革命力量推翻呢？
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们只在歌中听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官僚买办剥削，造成我们苦难深重……”在20世纪前期的动荡岁月中，以上歌词描绘的却是那个社会里活生生的图景。
“不平则鸣。”如此社会景象，当年有血性、有志向的中华儿女，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有正义良知的人只要读一点共产主义的相关知识，再到城乡目睹社会现状，得出的结论便会是“如今世道真不公”。
今天的人们回到老苏区的历史遗迹前，或者再走长征路，可以看到当年多少人向往的神圣之地——苏维埃政府、红军军部原址、赤卫队指挥部。在这些房舍的墙壁上面还留着红军的标语，如“打土豪、分田地”“劳苦大众保卫苏区”之类。如今的人们对此可能茫然不解，可在当年这些却是点燃千百万人希望的普罗米修斯窃来的天火。
油画《长征之路》形象地表现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壮观场面。（沈尧伊作品）
在旧社会，广大工农群众和下层士兵绝大多数是文盲，他们奋起追随共产党、参加红军不是出于追求抽象的主义，而是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1923年就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实施土地革命的政策。从1927年发动暴动建立赤色军队和根据地开始，至1933年南方红军发展到20多万人，苏区发展到1000余万人口。随后，在无法打破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时，南方各路红军从1934年起又不得不放弃各根据地向西北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在这种革命受到空前挫折的情况下，参加长征的大多数指战员仍然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认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最终一定能被打碎，革命必然胜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参加长征的人经常看到战友在身边倒下，自身也时时面临着死神的威胁。但他们不改初衷，参加红军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解放，还是为了自己的亲人、自己阶级的解放，纵然个人做出牺牲，最终也会迎来整个社会的光明前途。如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6000余人，幸存者仍前仆后继、毫不动摇。当年的长征英豪之所以能够不畏艰难和牺牲，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支撑起了长征精神。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在那个年代艰辛探索的最大成果，就是使革命理论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动员起几十万人参加红军并成为钢铁般的战士，最终弱势群体战胜了官僚买办，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根本改造和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
油画《魂》表现了红军在征途上悼念烈士以激励生者的场面。（罗田喜作品）
物质精神相互转化，革命理想催生斗志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源于物质，精神力量又能反作用于物质。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能创造世界军事史上令人长久称颂的奇迹，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这既是由当年中国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也是靠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革命精神来鼓舞的。
作为红军主要成分的农民，是共产党战争时期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农立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载舟之水”的农民被剥夺了发言权，可是他们的动向却决定着王朝的覆亡。孙中山虽然强调过“唤起民众”和“平均地权”，国民党却否认阶级斗争，他们代表地主豪绅和官僚买办的利益，不肯改变土地制度，导致其统治在人民革命中被推翻。共产党在1927—1949年的革命战争中，始终抓住了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个要害。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通过解决农民问题，领导全党全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油画《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农民斗争》还原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探索土地革命的场景。（李宗津作品）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便与那些盲目照搬苏俄模式而只注重城市工作的党内教条主义者不同，他强调农民运动。1927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提出在两湖地区以土地革命来发动农民，并亲自到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又在起义受挫后率部上了井冈山。通过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的探索，1929年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成熟的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其核心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而且归他们私有。
一部《兴国土地法》的颁布，在兴国县取得了立竿见影的巨大成效。在这个毛泽东称赞的“苏区模范县”，最彻底地实现了土地革命，取得了最大限量扩大红军的成果，全县28万人口在5年内竟先后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队伍中，就有2.7万兴国人，几乎占到1/3。当时形容长征走一里路，就会倒下一个兴国人，到达陕北时红军队伍中只剩2000个兴国人。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革命战争胜利时，解放军中的兴国人仅余数百人，其中有54人成为开国将军。兴国这个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县，是参加长征人数最多的县，这是土地革命产生物质力量并转化为精神力量的生动体现。
兴国县是毛泽东命名的模范县，这是表现这一荣誉的雕塑。
土地革命战争中红色政权得以建立，就是利用反动统治的空隙，即“边”“穷”地区。这些地区工商业落后，豪绅们主要依靠地租收入，同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格外尖锐，这为共产党点燃星星之火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准备了干柴。革命斗争的领导者能满足当地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要求，并很好地将他们组织起来，人口不足300万的中央苏区便能抗击南京政府的多年“围剿”。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同样是靠实行了土地革命政策，才能动员起广大贫苦农民，使其加入军队，将保卫苏区同保卫自己家庭得到的土地紧密相连，才能在鄂豫皖、湘鄂西、川陕、湘赣等根据地坚持长年的斗争。
代表大地主豪绅和官僚买办利益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有着刻骨的仇恨，用尽最残酷的屠杀手法予以镇压。1932年秋天，蒋介石亲任武汉“剿共”总司令时便下屠杀命令，处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一时出现了许多无人区，接着国民党军又将这一做法运用于江西，造成江西全省人口一度减半的惨状。若论起20世纪中国土地上野蛮的“三光政策”，恰恰是国民党当局首先在“围剿”红色区域时实行的。
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的家庭状况，就是国民党当局及其依靠的豪绅武装实施残酷屠杀的一个写照。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六十六人”，他的“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也明白了红军指战员对反动统治者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的超量剥削及其对反抗者的凶残镇压，只能促使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只有推翻那个黑暗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乃至全体劳苦大众才有希望。他们不仅为这一理想而奋斗，而且所到之处又向同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宣传，就是在万里转战的长征路上也不间断。
在长征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军紧追不舍，红军难以得到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的时间，除红二十五军外的各部都无法在陌生区域中建立新苏区。中央红军到达国内仅存的红色根据地——陕甘苏区时，才终于站住了脚。尽管有困难，红军长征所到之处仍注意宣传和发动群众，不仅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还把恶霸地主的不义之财分给群众（在多数地区红军因过路仓促还无法分田地），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然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曾形容“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各支长征的红军队伍都是一路走，一路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中央红军长征中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其间打开官府粮仓救济穷苦群众，并以解放“干人”（贵州对穷人的称呼）的宣传动员了3000多人参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东征山西，迅速以“翻身解放”的口号动员了8000余人入伍，使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半。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一边走，一边“打土豪”并发动群众参军，人数由出发时的不足3000人发展至长征结束时的4000多人（其中包括留在陕南新根据地的千余人），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中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长征途中的宣传能迅速吸引群众参军的事实，表现了红军解放劳苦大众的精神动员能感染苦难的人民，从而能调动起革命的力量。(https://www.daowen.com)
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拍摄的徐海东的照片，徐海东脸上的伤痕还清晰可见。
油画《刘真》表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场面。（秦文清、李明峰作品）
油画《红军到川北》表现了红军到达川北后以平分土地为号召，得到穷苦群众拥护。（刘国枢作品）
持续的内战，腐败黑暗的南京政府不仅无法消灭红军，连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军阀也始终处于割据状态，实现“民生主义”更是无从谈起。当年中国社会有着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只有共产党人提出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纲领才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从而能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转化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斗争形势。红军虽然在南方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迫不得已实行战略转移，但最终在西北高原落脚，并扩建了新的陕甘宁根据地。那里是中国革命力量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长征显示了红军虽历经挫折，却不可征服和消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难得的精神胜利。随后，长征精神就转化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物质成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因始终不能“剿灭”红军，在日本入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只得寻求谈判，最终停止“剿共”、合作抗战，停止了十年内战。
经过长征锻炼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持奋斗精神和坚持革命理想的重要性。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共产党人虽然以抗击日本入侵的民族革命为主要任务，但始终不忘民主革命的目标，能一直抵制国民党的“融共”阴谋，并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动员起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从而使军队和根据地人口数量有了几十倍的大发展，为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总决战积蓄了雄厚的力量，在抗战胜利后仅仅四年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理想与现实结合，群众路线是保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军当年能进行那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正是靠改天换地的壮志来支撑的，而只有将远大的革命理想与最广大人民的现实需求相结合，才能做到“唤起工农千百万”。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之一的群众路线，在长征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出其无穷的威力，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取得胜利的法宝，至今仍然是教育党员干部的基本理论。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抽象的理论必须与丰富多彩且经常变化的现实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人提出的奋斗理想，就是要使人类摆脱剥削压迫，消灭阶级差别，最终实现物质极大丰富和社会极大公正。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环境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有很大差异，其理论原则要在东方大地上贯彻就必须结合特定的实际环境。共产党人讲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有长远和现实之分，要分几步走。例如共产党的远大目标是共产主义，而在红军时期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近期目标奋斗时还不能忘记长远目标。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恰恰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动员起那些憧憬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让他们在美好理想的驱动下首先实现民主革命的近期目标，然后再向社会主义的前景过渡。
油画《唤起工农千百万》表现了毛泽东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了土地革命的方向。（陈衍宁、刘秉礼、梁照堂、梁器奇等人作品）
油画《兴国调查》表现了毛泽东通过调查制定了新的正确的土地法，从而发动起广大群众。（冯法祀作品）
当年那些参加农民起义和红军的人，高举着枪支、梭镖、铁叉、木棍和红旗，呐喊着向豪门大户和旧政权的官衙冲击，就是因为共产党给他们指明了眼前需要实现的近期目标，号召他们起来反抗以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那时红军指战员普遍的奋斗理想，就是当时流行的《工农革命歌》中所唱的，“实现共产制，人人有田耕”。马克思主义有关奋斗与现实利益的观点，在这里用最朴素、最生动的语言体现出来。
在今天处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人们看来，把“共产制”解释为“人人有田耕”，这一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但在当年却是最有力的动员口号。19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据这一社会条件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不过如何付诸实践还要根据各国的国情。俄国在进行十月革命时，曾实行了“土地公有”的政策，结果被事实证明这是脱离广大农民要求的过左政策和饥荒的原因，列宁后来就用“新经济政策”即事实上的包产来纠正。毛泽东在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也是仿照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土地政策模式，地主的田地虽被没收并分配给农民却仍属公有，还禁止买卖，自然难以调动起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因而他随后在制定《兴国土地法》时做出了分配给农民土地并允许农民土地自由买卖的规定，以实现完全私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贫苦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从井冈山突围后不久便开辟一块广大的中央苏区。
南方各红色根据地得到蓬勃发展后，不仅受到外部反动势力的“围剿”，也受到内部极左思想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内那些盲目迷信苏联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实行过火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肃反”政策，在军事上又实行硬打硬拼，这就脱离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最终导致南方各根据地难以立足。
红军退出原有根据地，进入流动转战的艰难逆境时，广大红军指战员并没有丧失革命的理想信念。长征能坚持到最终胜利，靠的仍然是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这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军队内部的领导与穿着军装的群众即战士们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激励大家面对险关“迈步从头越”；军队对外要爱护和动员老百姓，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征途上得到群众的支援拥护。
如果仔细分析长征的红军队伍中指战员的个人出身，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革命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的翻身农民。红军领导者大都出身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有许多人有留学的经历，如周恩来留学日本、法国，张闻天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红军下级指战员大都属于《国际歌》里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前者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为“解放社会”而奋斗，后者则是从“解放自己”中逐步提升觉悟而投身于解放劳苦大众。
在顽强奋进的红军行列中，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引导着前进的方向。其中有力挽狂澜、领袖群伦的毛泽东，从死亡线上挣扎着过草地的周恩来，“意志坚如铁”的朱德，人称“明君”的张闻天，每天忍受“刮骨疗毒”般痛苦的王稼祥，负责长征启程和收尾的任弼时……整体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实践中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是自己最可依靠的引路人，因而能坚定地跟随。在红军危急时刻，是毛泽东以“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擎天之志，以非凡意志以及对革命事业必胜的自信，领导中央红军冲出重重围堵，并以胜利到达陕甘宁诠释了北上这唯一正确的道路，引导另外两支主力红军也跟随到达，最后赢得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大会师。
毛泽东拥有宣传、发动群众和激励指战员的才能，堪称将统帅和政治演说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一向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顾问李德，却也承认毛泽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4]
这种令农民以及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为之倾倒的魅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农家子”出身的毛泽东，而不是长自高门脱离群众的其他领导人，遵义会议能起到拨正革命航船方向的作用，也在于选定的毛泽东能领导革命军民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通过长征的考验并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到达陕北后才在政治上真正完全成熟，从而能根据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例如，长征结束后国内面临日本入侵的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广大人民要求抗日，中共中央随之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出了逆境，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油画《毛泽东在抗大》表现了毛泽东到陕北后总结斗争经验，有力地指导了下一步的斗争。（李明峰作品）
中共中央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然时刻不忘把远大理想与现实斗争相结合。在团结各阶层抗日时，仍牢记在民族战争胜利后要建立新中国并奔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最终，长征的胜利迎来全民抗战的革命新高潮，抗战的胜利又很快促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当年的红军虽在名称上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但革命的初心却始终不变。即使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毛泽东仍强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仍然为远大理想而奋斗不息，而且把这种传统传给了要进行新长征的后人。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春华秋实”。春天的花朵是美丽的，秋季的果实才能真正供人享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革命战争为改造社会所需，它毕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根植于古老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革命，包括红军的长征，是人类在20世纪实现社会变革的一次伟大实践，从而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新中国后来的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那“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中，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终于把产生于西方近代工业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独特道路。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已近百年，距离长征结束也有80多年，无情消逝的光阴已经带走了一代先驱者，我们纪念先人是为了激励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5]如今的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向信息化迈进，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使中华民族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使共产党人最终的理想得以实现，后一代人从红军前辈身上所能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不也应是那种为理想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吗？对先驱的最好纪念，便是创造更辉煌的业绩。人们看到一个崛起的富强中国，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也有赖于中国的榜样作用，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新长征，后辈终将可以无愧地告慰先辈。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4页。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87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0页。
[4]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74—75页。
[5]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