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军事“围剿”，解决政治危机，扩大陕甘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时，蒋介石正命令刚从鄂豫皖调到陕西的十几万东北军进行“围剿”。此时中央红军取消三军团的番号，合并为红一军团，并同红十五军团重新整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兵力也只有1万多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前线亲自指挥直罗镇一仗，歼灭东北军1个师，使张学良感到进攻红军没有前途，就此停止了“围剿”并开始与红军接触。直罗镇一仗被称为“奠基礼”，从军事上解决了在陕北落脚的问题。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当地发生了因错误“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人被捕，一些受到冤屈的陕甘干部战士对鄂豫皖根据地来的某些干部产生了怨愤，甚至出现了内部对抗的倾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了解到“肃反”中出现冤假错案后，马上下令释放了刘志丹等人并重新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并对执行错误“肃反”的几个负责人做了严肃处分。周恩来还怒斥了认为刘志丹是“假革命”的来自鄂豫皖的保卫局局长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越少越好！”对这个过去在鄂豫皖地区一再搞“肃反”扩大化的人，中央给予了最后警告处分。随后，毛泽东还强调“人头不像韭菜”，割掉还能再长出来，因而在党内斗争中再不许杀人，即使处理错误也要留下活人给予平反。
从鄂豫皖来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过去也深受“肃反”扩大化之害。毛泽东同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会面后不久，知道他们那里有一支200余人的特殊队伍，由过去在鄂豫皖“肃反”时怀疑有问题的人组成，他们的党籍都被开除，行军时负责挑担等重活。毛泽东询问这些人的问题为什么不早点解决，回答是有的人成分不好，有的人的历史问题找不到证明人查不清。毛泽东便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不跑，就是最好的证明。徐海东得到这句话，马上兴奋地跑去向这些同志宣布，立即恢复他们每个人的党籍，并重新安排工作。
油画《毛主席与习仲勋》，表现了毛泽东到陕北后任用了习仲勋等当地干部，打开了局面。（刘宇一作品）
当时中央纠正了“肃反”中的错误，同时要求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化解对过去错误处理的怨愤，团结一致对敌。刘志丹出狱后也向当地干部解释：“过去了的事就不要再放在心上。”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中央苏区、鄂豫皖和陕甘地区的干部都团结在一起，从而解决了前一段“肃反”造成的根据地政治危机。过去有人称“陕北救中央”，讲起来是“中央救陕北”。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指战员感慨“到家了”，随后看到这是一个太穷的家。陕甘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条件差，粮食收获很少。当地老百姓虽拥护红军，但自己的衣食却都普遍不足，不可能长时间供养外来的部队。到达那里的红军感慨，在江西招收的新兵还能带一身换洗衣服，从陕北来的新兵除了自己披的老羊皮外，也就只能带一双筷子。何况当地人口少，青壮劳动力还不足，不能大量扩军。(https://www.daowen.com)
面对中央红军长征后减员极多、装备奇缺，且两者急需补充的情况，在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不仅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打通抗日路线”；二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红军行动与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地。
黄河以东的山西，因长期以来没有战乱，民间财力、物力较丰厚。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虽拥有号称10万人的晋绥军，但兵力却不集中，也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红军向山西发展，既能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又能跃出到河北、绥远，实现“打通抗日路线”的战略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在发展中求得巩固”的思想。在这一背景下，红军于1936年春发起了东征战役。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开始东征，突破了晋绥军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阎锡山为阻止红军进攻，急调兵力加强防堵和反击。红军经石楼、关上村、兑九峪等地的战役，打退晋绥军后，以少数兵力在石楼、中阳等地钳制其主力，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分南北两线展开进攻，占领了晋南和晋西的广大地区。红一军团在晋南动员了数千名新兵参加红军，这些新兵主要是到山西务工、受尽压迫的穷苦河南人。红十五军团甚至打到了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直接威胁到太原。
阎锡山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情急之下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得此良机，当即派出10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准备封锁黄河。为了保存力量，并利用蒋介石和阎锡山之间的矛盾争取阎锡山，5月初东征的红军奉命撤离山西，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胜利结束。对这次东征战役，毛泽东曾有过高度的概括和评价，那就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东征期间，红军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和筹款50万元，招收新战士8000人，红军在兵员物资方面均得到补充。有的老红军回忆说：“长征到陕北后，红军减员的数量很多，有些部队只剩下空架子了，有些连长下放当班长，打仗缴来的枪都请人扛。现在几千名新战士涌进部队，队伍一下子就壮大了。”
瓦窑堡会议旧址前的毛泽东塑像。
东征的红军主力于1936年5月5日返回陕北，紧接着于5月18日组成西方野战军，并于次日开始西征。当时中央的考虑，首先还是要解决紧迫的经济与后勤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则是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古的联系，取得外援。
5月19日，红军1.7万人在彭德怀指挥下，开始了对宁夏及甘肃的西征战役。当时，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顽固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而对东北军、西北军，则争取建立统一战线。其间，红军曾歼灭东北军四个骑兵连，对被俘人员均以礼相待，不但全部释放还归还了武器。7月27日，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于豫旺地区休整，准备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两个月的西征战役，给敌马鸿宾部等以沉重的打击，共俘获敌军2000余人、枪2000余支，征集了大量资材。此次出征还控制了甘肃的环县以及宁夏的盐池等地，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一大块新区，使原来的陕甘根据地范围扩大到陕、甘、宁三地，形成了后来响彻全中国的特定概念——“陕甘宁”。
油画《毛主席在红大作报告》。（何孔德作品）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决定再建抗日红军大学，将经过长征的军、师、团的干部分批调去学习，让这些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再提高理论水平。抗日红军大学起初建在陕北较繁华的镇子瓦窑堡，于1936年夏天迁往荒凉的保安县。“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东北军让出了延安，抗日红军大学又随中共中央进入了延安。当时毛泽东亲自为抗日红军大学的学生上课，他的讲话稿的精华编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刻总结了包括长征在内的十年内战的斗争经验，并进行了理论概括。光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以此为标志最终形成，指引着中国革命战争走向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