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后，中央北上落脚陕甘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5个军，即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有一、三、五、九4个军团（随即亦改称军，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在北进时，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红军的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的总司令部随左路军前进，下辖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前进，下辖一、三、四、三十军。1935年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七天艰难跋涉，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通过草地后，红四方面军发起包座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一个师大部，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张国焘却突然变卦，率左路军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由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劝说仍无效果，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便率领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张国焘随后诬蔑中央“逃跑”，自己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央和张国焘分手后，红军北上成功、南下碰壁的事实证明了中央的路线正确。红四方面军（包括留在其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跟随张国焘南下后，在川康边界地区几经激战也站不住脚，被迫退向甘孜藏区。当时国内总的形势是抗日高潮正在兴起，红军只有进入北方抗日前线才能发展力量，这也是振兴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就无法争取最广大的群众，经济上也无法长久保障供应，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后，一时没有确定前进路线，主要原因是对西北地区情况不熟悉。当时在中央红军中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来自陕西，曾被毛泽东赞赏为“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在1933年以前他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了解刘志丹等干部，知道他们在陕北和甘肃东部交界处开辟了一块根据地。1933年底，他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党中央汇报陕甘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从他那里知道了陕北有红军。不过陕北红军同中央没有电台联络，当红军进入甘肃时，贾拓夫离开西北也差不多有两年，对那里的红军是否还存在不得而知。
油画《红军过草地》。（张文源作品）
其实，在1935年夏天之前，陕甘革命根据地开辟者刘志丹就已经在当地建立了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有4000余人的部队，同时也开辟了一块有40万人口的苏维埃区域。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中部时，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从鄂豫皖长征到达了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兵力有7000人。可惜的是，红二十五军也没有电台，他们到达陕北时同中央联系不上。
1935年9月18日，长征的中央红军部队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镇，这是三个月来进入的第一个较大镇子。红军在这里休整了5天，并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中央寻找出路时，突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红军在哈达铺镇一个邮局找到一些报纸，里面报道了陕甘地区红军活动情况并说明其声势很大。毛泽东等领导人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向陕甘苏区前进，后来有人就此形容长征最后是“一张报纸定方向”。
1935年10月19日，历经艰辛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10日，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这一天，陕甘苏维埃政府组织几千名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还表演了秧歌舞，镇子里热闹非凡，经过远征的中央机关人员个个激动不已，感到真是到了自己的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确定新的政治方针是党中央需要解决的头等重大问题。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十余天，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壮汉便找到这里，见到了老熟人张闻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张浩（林育英），于四个月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为防路上被敌抓捕或遭遇其他不测，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行前背下了文件内容和新电码，然后化装成一个货郎，先骑骆驼后步行跋涉千里通过内蒙古戈壁，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最后看到陕甘苏区的布告才找到瓦窑堡，一路上足足走了三个月。
张浩见到张闻天后，讲述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出现的新变化。由于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过左政策。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七大上盛赞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会后才到达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又报告了红军长征的情况，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急于把国际新精神传达给中共中央。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同莫斯科中断了电讯联络，共产国际便派张浩这个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作为代表（过去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从苏联通过外蒙古进入内蒙古，前往西北寻找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哈达铺镇当年的邮局旧址，中央正是从这里找到的报纸中知道了陕北有红军的事实。(https://www.daowen.com)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非常高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急忙从前线赶来相会。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已经纠正了“左”的错误，得知国际新精神正好与自身想法相吻合，马上开始制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说明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进攻，也是要进入抗日第一线。早在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对日本宣战后，已经公开表示愿同一切抗日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国民党当局却一味对日妥协，不接受中共的提议且加紧“围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前进到北方抗日前线，也是带动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好适应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的战略需要。
张浩作为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此时又有共产国际代表这个特殊身份，到达陕北后又对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和制止张国焘的分裂发挥了重大作用。张浩在瓦窑堡致电过去很熟悉的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迫使其不得不收起自立的所谓“中央”的牌子，回电表示“急谋党内统一”。
由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在1935年的七大后改变了政策，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5年12月17—25日，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在瓦窑堡镇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邓发、何克全（凯丰）、李维汉、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等十几人参加，张浩（林育英）在会上做传达。由于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央也让犯了严重错误而不再参与军事指挥的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前来参加并了解情况。
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负责人主要讨论了国内形势和党的策略，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在会上，中央决定重组的红一方面军尽快东征山西，争取进入华北抗日前线，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
历史证明，瓦窑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不过那时因军情紧急，主要是改变军事路线，还没来得及对过去错误的政治路线进行纠正。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才彻底纠正了“左”的政治路线，完成了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全党的策略转变。历史证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共中央实行了新的政策和策略后，国内斗争形势焕然一新。
油画表现了瓦窑堡会议的情景，毛泽东右边依次为张闻天、张浩、周恩来、博古。（王国征作品）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东渡黄河入晋。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的周恩来还进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在教堂秘密会见，促进了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不久便爆发了以“兵谏”逼蒋介石停止内战的“西安事变”。从深层次的原因看，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丰硕成果。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前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纠正过左的错误，使此前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党组织开始恢复，如北方局系统的地下组织成员在一年内就增长了10倍，有5000余人，“一二·九”运动后掀起的全国救亡热潮也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张浩和中共中央把新的政策方针通过电台通知了在川康边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张国焘的南下政策连连碰壁，红四方面军在藏区陷入了兵员粮食补充极困难的境地，这一事实也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感到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加上朱德等人坚持主张北上，要求离开藏区的呼声日益高涨。任弼时、贺龙所率的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了解到中央的新政策后也坚决拥护，过去跟随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赞同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的要求一起北上，终于完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的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