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结盟顺利通过彝民区，创造了历史奇迹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从云南北渡金沙江后，向川康边地区前进，前面就出现了一片纵横百里的彝民区，能否迅速通过成为长征途中的一道难关。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过去对少数民族地区只满足于其臣服，长期不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如彝族在20世纪上半叶还停留在古老的奴隶社会。从清朝至民国年间，四川和西康的反动官府对彝族又经常采取征剿、歧视措施，一些狡诈的汉族商人还利用少数民族群众的纯朴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这些都难免会引起当地民众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1863年，太平天国最善战的翼王石达开率领4万精锐部队北渡金沙江，进入彝民区并向大渡河推进，结果兵败被擒。后人总结石达开悲剧出现的原因，未处理好民族关系是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他同彝民搞好关系，一处渡口过不去还可以迂回再渡。由于当地土司敌视石达开，太平军在这样的民族隔阂很深、地形险峻又人生地不熟的地区兵败后连逃跑都不可能，零散突围者也在路上遭屠杀或被贩为奴隶。
石达开全军覆没时正值开春不久的5月间，1935年中央红军2万多人进入彝民区时，恰恰也是5月。据当年的红军回忆，他们渡过金沙江进入彝民区前，国民党飞机在头顶撒了不少传单，上面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截、堵，共军插翅也难逃。”同时，蒋介石还向部属下令：“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当时蒋介石感到胜券在握，他的部署确实同当年的清朝军队相似。他一面派几个师迅速赶往大渡河边准备阻击，一面又派几个师跟在红军后面渡过金沙江追击。同时他认为，红军进入彝民区肯定会发生激烈战斗，即便能冲过去，损失也会非常大，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大渡河边，那时国民党军已在河边严密布防，石达开那种进退两难并受彝民四面围攻的悲剧便会再次发生。
1935年5月20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进入了彝民区边缘地带，当天总司令朱德下达了“关于过彝民区、大渡河的命令”，中央军委还派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队司令，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前面开路。中央军委领导人让刘伯承率队开路，真是知人善任，因他参加红军前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不仅是老军人更是“老四川”，对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很熟。刘伯承向周围的同志介绍，彝族处在奴隶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还有不同奴隶主家族武装派别。这些奴隶主家族武装相互之间不断械斗打冤家，如果外族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他们往往又会一致对外。因此，刘伯承到达彝民区边缘地带，冕宁地下组织就前来汇报情况，他马上积极想对策争取顺利通过。
红军进入彝民区时，马上发布文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不过当时的彝民一般不识汉字，这样的宣传不能马上起作用。红军到达彝民区边缘地带时，发现彝民非常惊慌并拿着各种武器戒备。由于历史形成的隔阂，加上民族文化差异，要他们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一时很难办到。
红军解放彝民的行动，却马上产生了效果。在进入彝民区前，中央红军首先占领冕宁县城，发现监狱里关着许多彝民，一个个蓬头垢面，一问才知道他们来自大凉山各个彝族部落和家支，轮流换班到这里坐牢。因为当时的川康地区官府认为彝民不好控制，便以武力强迫每个家支都交出一些人到县城监狱坐牢，放出一班再补一班，哪个家支对抗官府就拿监狱里的人问罪，这实际是一种“人质”制度。刘伯承率红军打开县城后，马上把监狱中的彝民放出来，说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同旧官府是不一样的，是反对民族压迫的，并给他们食物衣物，让他们回家。(https://www.daowen.com)
实际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红军从监狱中解放的许多彝民，回到彝民区马上就宣传“红汉人”的军队同官军不一样，是自己的救星。许多彝族同胞听到后很受震动，不过没有亲眼见到，还是半信半疑。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开始进入彝民区，刘伯承、聂荣臻等领导人严格下令，遇到彝民拦阻和抢劫不得开枪，只能说服解释。这时，一些从监狱中被解放的彝民给红军带路，当翻译，在队伍前面进行宣传，说明红军只是借路通过，绝不损害当地利益。红军的一个工兵连被彝民拦住抢劫，衣服都被剥得精光，可他们严格执行命令不放一枪，光着身子流着眼泪退了回来。拿着武器的军队打不还手，这种现象彝民从来没见过，对立的情绪很快就有了改变。
当时彝民区分别由三个大家支控制，红军进入的地段由三个大家支中的一个头人果基小叶丹管辖。他听说红军与其他军队不一样，便骑着马赶到对峙前沿阵地，看到红军有枪却不伤害面前拦阻的彝民，心里也受到震动。由于他的装束与普通彝民不一样，红军认为他可能是个大人物，便让翻译喊话表示想会谈。小叶丹首先同红军群众工作队长萧华进行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想借道通过，于是不仅表示同意，还提出想与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兄弟。
作为奴隶社会中的一个大首领，小叶丹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首先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感召的结果。小叶丹感到红军看得起彝民，平等相待，对此深表敬佩。另外，他也有着利益上的考虑，本着彝族“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希望红军帮助他同其他家支打冤家。红军虽然不介入彝民内部斗争，不过还是送了他一些枪支。通过彝民区时，红军秋毫无犯，取食物用品都一律付款，彝族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同时受到共产党尊重彝民并平等对待的宣传影响，也没有攻击红军。
反映“彝海结盟”这一历史的雕像，表现了刘伯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的场景。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四川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举行仪式，结拜为兄弟。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坐骑送给刘伯承。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这种古老形式，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此会感到很陌生，可当时却是红军尊重彝族习俗的体现。
双方结拜时，小叶丹还拿来一只公鸡在湖边宰杀，刘伯承同他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哪个不忠实，就和这只公鸡一样。随后，小叶丹要求他的家支下属彝民都要欢迎红军，同时保护红军不受其他家支攻击。接着，红军大部队以急行军速度通过彝民区，道路两边彝族同胞夹道欢呼。看到这个情景，党中央领导也非常兴奋。他们同刘伯承见面时，周恩来就说：“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泽东还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小叶丹）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彝海结盟三天后即5月25日，红军一军团第一团便到达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18名勇士用一只小船就强渡了大渡河。红军通过长200多里的彝民区，速度之快，路途之顺利，不仅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也超出了中央军委的预想。如果彝民拦截红军，红军即便冲过这一地区，损失也会很大，肯定还要耽误许多时间。新中国成立初期刘伯承曾回忆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他们了，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
油画《彝海结盟》表现了刘伯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的场面。（沈尧伊作品）
彝族首领小叶丹同刘伯承结盟并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当局对此非常恼火，不过他们也不敢轻易进入彝民区，便以重兵威胁，逼小叶丹交了很大一笔银钱作为罚款。20世纪40年代初，小叶丹在一次武装冲突中死去。1949年解放大西南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达四川后马上打听小叶丹的下落，得知他已经不在世，经中央同意为他的弟弟安排了工作，后来又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小叶丹的弟弟每次去北京，刘伯承都把他接到家中并以兄弟相称，这体现了刘伯承一直不忘当年彝海结拜兄弟之谊。直至1993年，中央领导还特别批准，将小叶丹的孙子和外孙分别保送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老朋友，也说明了当年的民族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