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就有人宣传红军事迹
红军长征时同外界断绝了电讯联络，部队在荒凉、偏僻和封闭的西部地区跋涉，国民党的宣传媒体只以充满恶意的语气报道红军“流窜”到某地并“劫掠裹胁甚众”。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自1934年秋天起也不知道国内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共产国际七大”）上只以旧有的材料和自己的想象介绍中国红军的情况，夸张地说国内已有6000万人口的苏维埃区域。
这幅油画表现的是1935年夏天陈云（左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图中左二为王明，左五为斯大林。（沈尧伊作品）
共产国际在召开七大前夕，其负责人虽然还未同中共中央恢复联络，却从新闻报道中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胜利会师，就此对长征的成就大为称赞。这次大会高度评价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和革命斗争的重大成就和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曼努意斯基就在会上赞扬长征“证明了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所不能击破的高度觉悟性、超人的坚韧性和战斗精神”，“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斗争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在共产国际七大选举出的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中国共产党人有4名（即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国焘），毛泽东还列在首位。这一事实也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已超过当时被希特勒严重摧残的德国共产党，仅次于苏联而居第二位。毛泽东以其在征途中建立的功绩，也被共产国际认定为中共的第一位领袖人物。
当时长征中的红军虽然让众人关注，“朱毛”的威名响彻全国并传扬到世界，然而征途中的真实情况如何，一时在国内外却都成了一个谜。
作为中国革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的范长江，在国内公开媒体上首次详细报道了红军的长征。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被誉为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并表示，“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红军”。胡政之立即答应，并请他考察后为《大公报》写稿。范长江马上南下，于同年7月中旬离开成都沿川西奔赴兰州，到达红军长征走过的许多地方，在几个月的采访后写下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一系列报道。他用第三者的口吻写稿，以正面形象描述红军的长征，满足了国统区读者渴望了解红军和长征情况的需要，在社会上轰动一时。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范长江又前往陕北采访，见到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还同毛泽东彻夜长谈。随后他在国内发稿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不仅引起热烈反响，毛泽东看到文章后还亲笔致信表示谢意。
“朱毛”——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力量的象征。
油画《遵义会议》表现了长征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核心。（彭彬作品）
红军长征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有了极大变化，日本的不断入侵使中国的对外民族矛盾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这一新形势，及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相应的宣传，以争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中共中央长征离开赣南时，原设在上海向莫斯科转发电报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侦破，以中转方式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就此中断。长征中的红军很希望将自己的情况向国际通报，同时也急盼得到外来援助，然而在国民党军的围追之中派出联络人员又非常不易。(https://www.daowen.com)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潘汉年前往上海，以图恢复同白区党组织及共产国际的联络，他到沪后不久即前往苏联。长征经过大渡河时，中央在泸定会议上决定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陈云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出川到达上海，发现当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无法开展工作。1935年8月5日，陈云便在黄浦江边秘密登上一艘驶向海参崴的苏联货船，从那里再转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共产国际领导人在陈云到来后，比较全面地了解到红军长征前期的情况，包括遵义会议对领导人事的决定。这时共产国际刚结束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出于苏联面临德国、日本法西斯两面威胁的现实，改变了过去“左”的对外政策，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应团结各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新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人于8月1日起草了呼吁国内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后称《八一宣言》。陈云到达莫斯科，正好为推动统一战线的宣传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当时，对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真相，呼吁国内各阶层停止内战，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大工作。当时苏联在国外的新闻机构一直受到西方的恶意丑化攻击，其报道也很难被国内媒体接受和转载，于是中共代表团便决定派出刚参加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吴玉章前往法国，创办《救国时报》，以中间立场的口吻宣传统一战线新政策。当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办同盟会时，吴玉章便参与其中，同国民党元老们大都很熟，他到法国创办报纸并向国内发行具备特殊有利的条件。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的创刊号上便刊登了朱德、周恩来和红军各军团长及全体指战员致东北抗日联军及全国诸军政领袖、部队官兵、民团弟兄的“快邮代电”，呼吁团结抗日。此文虽然是在莫斯科拟就的，但却迅速传到国内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36年春，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又刊登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这篇3万字的文章以第一人称详细记述了红军长征过程，语言生动，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很快传到国内并广泛流行。此文的作者只署了一个笔名“廉臣”，从时间上看这也是最早在国际上歌颂红军长征的一篇文章。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开篇中，作者自称是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随军医生，随后被红军留用。接着他以中间立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并说自己在这时的一次战斗中被“冲散”，在朋友帮助下回到“家乡”。
这个自称站在中间立场的“医生”，在文中描述的情况都是中共领导人和红军英勇斗争的事实。例如他在写红军“四渡赤水”时，宣传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时说：“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这篇见闻描述了红军经过各地都受到民众普遍拥护的情况，如通过粤汉铁路时有不少工人参军，渡过金沙江时因纪律严明感动了一些船工，他们也随之北行。文中还写到红军经过彝民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说明如何受到热烈欢迎。文中还写到红军在遵义等地作战连连获胜，大败国民党中央军追兵，而一些国民党军俘虏经过教育自愿参加红军。文中还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再现了长征中的具体情景，确实非亲历者不能写成。
“医生”在文中称赞红军时，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也未使用攻击性语言，只是以劝说停止内战为主，论据也很充分。作者列举当时国内新军阀混战的历史，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各省军阀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作战，都是一两个月最多几个月就被打败，而红军战斗了几年却越战越强，是国内除南京政府军之外战斗力数一数二的军队。文中最后的结论是，南京政府军不可能消灭红军，如果再打几年，“且不论谁胜谁败，而日本早已亡我中国矣”！“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这位作者假托自己是医生，由于要给人看病，能接近红军上层领导并对他们进行近距离观察式的描写，看来合情合理，可以叙述从上层看到的一些红军长征全局。作者站在中间立场描写红军长征历史，可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为，宣传共产党得民心的事实，让读者经过思考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正确认识。作者又以一个在国共两党军队中都工作过的人员身份说话，呼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也有利于向国内各阶层的人士进行宣传。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法国发表后即传回国内，马上在地下广为流传。看过此文的许多人，都感到其作者不是一般的“医生”，讲出的话水平之高、眼光之长远，着实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思想水平。1978年国内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党史界才揭开了谜底，说明此文其实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到苏联后所写。
红军时期的陈云。（孙浩作品）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媒体中，《救国时报》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广大进步青年非常喜欢的报刊之一，创刊不到一年就发行了2万份，仅国内就有1万余份。该报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半公开地流行，就是在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城镇也有读者，甚至传到远在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东北抗日联军中。中国工农红军通过长征已接近北方抗日前线的消息，也通过该报到处传扬。
红军长征期间，国内形势正像1935年上海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写文章歌颂红军长征的壮举，并向国民党当局和全国民众呼吁停止内战，正顺应了国内各阶层群众的要求。加上《救国时报》的宣传，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产生了团结抗日的共鸣，这也昭示着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
1935年拍摄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的宣传海报，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