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区实际出发，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藏族地区，是红军在长征中行军和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域。1935年夏天之后，红一方面军曾经过当地，红四方面军接着在藏区继续转战八个多月。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也进入西康的甘孜藏区，并在那里成立了红二方面军。接着，红二、红四方面军于8月间离开藏族地区北上陕甘宁。可以说，长征中的三大主力红军在藏族地区转战了差不多一年之久，靠着采取特殊政策，才保障了自己能在当地生存。
红军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实践，感受到各民族的情况虽有差异，然而共同的特点是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自身特点，同时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样才能得到拥护。同时，不同的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情况，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采取政策也要有区别。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以取得藏族民众拥护。当地的现实却与原来的设想大不相同，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则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过草地之前集结于藏区，由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而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军过草地之前在黑水、毛儿盖一带筹粮，就遭到一些藏族小股武装袭击，不仅筹不到多少粮，还损失了一些人员。(https://www.daowen.com)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曾述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红军进入藏区时，不少群众听信反动分子散布的共产党“杀人放火”等谣言。不但土司头人都躲避起来，连普通的藏族群众也有不少人逃到山里。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首先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圆。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敢于走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带信，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以解除群众的疑惧。
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县，朱德总司令强调首要任务是让群众回家生产。过去沈阳军区曾有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她回忆说，自己就躲在村里，见红军纪律好才敢出来。由于她会汉语，便给红军担任通司（也就是翻译）。后来红军上山遇到藏民，藏民常常吓得趴在地上不敢起来，通司用藏语告诉他们，红军是自己人，决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一些留在村里的藏族群众也来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事一下传遍了黑水河藏区。群众回到自己的村寨和家里一看，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装得满满当当。没过几天，藏民便同红军打得火热，亲如一家，纷纷把藏起来的青稞、玉米、酥油送给红军，使红军在过草地前渡过了难关。
为了使党的民族政策通俗易懂，进入藏区的红军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四要十不准”歌谣，全军普遍教唱。同时，红军改变了原先实行的“打土豪”政策，对藏族上层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至少应做到互不相扰。
对于不听劝说而以武力抗拒的上层，红军仍然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如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名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协议，还让他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了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甘孜地区白利寺的五世格达活佛，在藏区有很大的声誉和影响。他很愿意接触新思想，朱德总司令便亲自登门做他的工作，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随后，格达活佛也担任了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并动员当地藏民为红军筹粮筹物。甘孜一带地广人稀，物产很少，几万红军在那里生活大半年，没有藏族群众支援，是不能想象的。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仅靠取之于民，必然形成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县时，考虑到这一严峻问题，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做动员强调：“我们和藏族同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的口号。当时，红军还向藏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不少群众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四方面军在藏区时，还动员当地藏族群众参军，组成了一个近5000人的独立师，从红军中派几百名干部去当骨干。这些藏族战士都有马，自己带枪，保卫自己的家园，积极性普遍很高。在甘孜藏区建立的藏民独立师，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支规模较大的民族武装，也是长征中实行正确民族政策的一个创举。不过，当红军离开藏区时，几千名藏族战士都感到外出后语言、生活习惯不同，多数人又舍不得离开家。看到这种情况，红军总司令部决定把这个师解散，让藏族战士自己选择去向。虽然绝大多数藏族战士回了家，但还是有十几个藏族青年坚持跟着红军走，包括后来著名的藏族红军天宝等人。他们中间有个名叫王寿才的青年走过草地，又懂汉语，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请他带路，还专门给他配了一匹马。在茫茫草地行军时，他为红军指明了道路，立了大功，跟到陕北并入了党，新中国成立后还当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那些留在藏区的参加过独立师的藏民，也一直怀念共产党和红军，总在等候他们回来。
四川甘孜建起的朱德总司令和格达活佛联谊塑像。
油画《北上》表现了红军离开藏区北上的场景。（高泉作品）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曾总结长征是“播种机”“宣传队”，红军在藏族地区传播的民族平等政策，影响到后来许多年。红军北上时，朱德总司令向格达活佛告别，说明红军至多15年就会回来。1950年解放军第十八军进驻甘孜，恰好是15年。格达活佛兴奋地向军长张国华讲起此事：“朱总司令真是神人！”
参加博巴自治政府和藏民独立师的许多人，在1950年解放军到达时都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回来了。”像格达活佛、夏格刀登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了人民政府的职务，并向西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西康藏区也成了支援解放军进藏的主要基地。
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那十几个藏族青年，毛泽东亲自安排他们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把这些人培养成共产党最早的藏族干部。对当过小喇嘛的桑吉悦希，毛泽东亲自为他起名“天宝”，并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担任了西藏的领导工作。另外，还有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彝族青年，他们也被送进民族干部培训班，都成了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