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陕甘宁根据地，三大主力都到此落脚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东征、西征，再加上同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了统一战线，原来只有40万人口的陕甘根据地扩大了几倍，红军也扩充了一倍以上。至1936年秋天，红一方面军和陕甘地方红军数量发展到3万余人，显示了在西北发展的良好前景。
此时红一方面军进入宁夏、甘肃一带，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也需要红军主力尽快集中到北方以接近抗战前线，偏守西南一隅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种形势下，被困在甘孜藏区的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纷纷要求北上，长征到达那里的红二方面军更是坚决主张尽快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因无法再坚持错误方针也只得表示同意。
1936年7月，红一方面军得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将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于宁夏豫旺地区休整以准备迎接。休整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向西方野战军特别强调了民族政策，还特别注意对前来拦截的东北军进行宣传争取，号召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经过有效的统战工作，东北军、西北军均有意避战，从而方便了红军的会师。
各路红军到达陕甘宁地区的示意图。暗红线为中央红军，棕色为红二十五军，紫色为红四方面军，蓝色为红二方面军。
9月间，红二、红四方面军战胜了严酷的自然条件，通过草地进入了甘肃境内。此时，中共中央制订了先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苏联同意从外蒙古运送武器和物资到宁夏定远营），再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夺取大西北的计划。据此，红一、红四方面军担负了北上任务，红二方面军奉命向甘肃南部发展，担负掩护任务。不过敌情出现了变化：“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平息，蒋介石最精锐的胡宗南部此前被调往湖南准备对付两广军阀，又被调回了陕甘之间的地区，用于拦截北上的红军。
由于红二方面军原定落脚甘南的计划难以实现，三个方面军分路向陇东和宁夏交界的地区挺进。此时中央确定了“会宁会师”计划，以实现三军的会合，争取下一步再夺取整个宁夏。
对于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中共中央在讨论时曾有一个带有寓意的说法。毛泽东回顾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说：“上次和张国焘会合选了个两河口，结果分道扬镳了，这次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周恩来则针对陇东的会宁这一地点说明：“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北控靖（远）、海（原），西障定（西）、临（夏），南蔽秦（安）、通（渭），东跨隆（德）、泾（源），素有‘秦陇锁钥’之称，古代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他还认为，主力在会宁会师即占领了交通枢纽，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毛泽东随即称赞会师地点：“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在三大主力会师前，中共中央通过同南京政府的秘密商谈接洽，已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香港或南京同蒋介石谈判，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此时解决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却气焰嚣张，提出的谈判条件极为苛刻，不肯谈合作而只讲“收编”红军。中共中央决定，此时周恩来不能出去，必须以作战求和平。周恩来随即受中央委派从陕北的保安西进，作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欢迎大使”，同时以他崇高的威信协调三个方面军一致行动。
张国焘到达陕北后同毛泽东的合影。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的第七十三师会合。接着，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师长陈赓赶到，担负起接待任务。他过去在鄂豫皖根据地当过师长，同红四方面军的多数高级干部都很熟悉，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见面后，两军战友含着激动的泪水，紧紧拥抱在一起，互致问候。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等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
10月9日，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红军总部到达会宁，同周恩来在路上相遇。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分别了一年多的朱德，终于见到了老战友。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他握手言欢，绝口不提出现分裂的那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但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的无情事实，毕竟无法回避，面对一年前被他指责为“北上逃跑”的“毛、周、张、博”，张国焘自然满脸尴尬。
会宁县城的“会师门”，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此会师。
油画《三大主力会师》。（蔡亮、张自嶷作品）
10月22日，任弼时、贺龙也率领从甘南敌军包围圈中奋力冲杀出来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宁夏西吉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高原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大会合，部队响彻起这样的歌声：
“三大主力军，西北高原胜利会合了！(https://www.daowen.com)
欢呼三个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破产，标志着三支被敌人长期隔断的主力红军聚集、团结在一起。
回顾长征史，各路红军经历过七次大的会师，即红二、红六军团的木黄会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达维会师，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的会师，中央红军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的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其中发生在西北高原上的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才是三军大会师，是最隆重也最有历史意义的主力红军会师。至此，过去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终于在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主要力量完全集中到了西北。
红军大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的军委主席团。至此，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统一指挥下作战，毛泽东成为全军公认的最高统帅。
图中描绘了陕甘红军领导人，左起：习仲勋、刘志丹、谢子长。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前，他们已经在当地领导开辟了根据地。（刘宇一作品）
三大主力会师时毛泽东还远在陕北，张国焘在干部中已威望扫地，周恩来便出面统一协调三个方面军的作战，彭德怀以前敌总指挥身份到第一线具体指挥。接着，各路红军统一协调行动，在山城堡消灭了进逼的胡宗南部一个旅，迫其后撤，随后除已渡黄河的西路军外，河东的主力部队有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期。
三大主力红军会合时总数超过6万人，再加上留在陕甘苏区的地方部队和机关则有近8万人。远道而来的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冬衣问题，一时成了大难题。由于国内进步组织通过地下渠道汇款、张学良等人提供了部分资助，共产国际也通过上海提供了些援助资金，红军有了一定的购物能力。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利用关系，在陕甘交通要道上派人买下商旅准备运往新疆的棉花布匹及当地的部分皮货，迅速赶制成冬衣，解决了严寒来临前全军的燃眉之急。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并迎接抗日新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猛烈扩大红军的同时也要迅速发展党员。为此，红军中原来的共青团员全部都转为共产党员，暂时结束共青团而建立“抗日民族解放队”之类的群众性团体，以团结更多的青年。
油画《走出泥沼》表现长征使中国革命走出困境，前排左起为彭德怀、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沈尧伊作品）
让红军中的共青团员全部都转为共产党员，经过长征的非党战士只要愿意入党也都可批准，这是因为万里长征是对每个指战员最好的考验。在征途中，总是党员骨干冲锋在前。据粗略统计，虽然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占1/3，牺牲比例却在1/2以上。当时受“左”的错误影响，有些队伍中出现对同志乱怀疑，并歧视知识分子和成分不好的人的现象，一些人受了冤屈依然坚定地随部队行军。长征成为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者和投机分子根本坚持不下来，这种严峻的环境考验也为发展党员创造了特殊条件。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不仅提出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均可入党，而且规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中央认为，这些同志能够坚持走到陕北，这就是检验他们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一个最好明证。
在长征中及其前后，红军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前进发展过程，革命力量一度跌入谷底，而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转危为安，又迎来了大发展。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就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对敌斗争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到达陕甘宁的红军虽然人数较长征前大幅减少，事实上力量却更为强大，并从此走上了大发展的新征途。事后证明，那些经历过长征千锤百炼的红军战士，差不多都有其他军人难以得到的丰富作战经验，政治上也非常成熟，几乎人人都可以当干部带兵。
陕甘宁苏区，是土地革命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挫折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在红军放弃了南方后，那里成了最后的落脚点。红军三大主力在那里会师后，陕甘宁根据地又成了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发点。
这幅画作表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到达陕北时的情景。（沈尧伊作品）
长征的口号是“北上抗日”，这并非只是宣传口号而是重要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解决自身生存危机同解决民族危机相结合而采取的一项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主力红军都到达了陕甘宁地区，那里又接近抗日前线，这也预示着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即将形成。长征结束后不到一年，红军在改编后就从陕北走上了广阔的抗日战场，很快就有了极大发展，在抗战的烽火中壮大为百万大军，成为最后取得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双重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