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陕甘多方统战，确保长征最后胜利
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把当地作为革命的大本营。此时陕甘苏区只有40余万人口，土地贫瘠，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月，几无余粮，难以供养较多部队。红军如向南面相对富庶的关中平原发展，又势必同东北军、西北军发生冲突，为扩大抗日宣传和补充给养便先后东征山西、西征宁夏。不过这种出征与放弃苏区长征不同，是将陕甘根据地当成后方，伤病员可以后送安置，全军形成可进可退的有利态势。
决定了向外发展的方针后，中共中央又将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黄河以东的山西和绥远。当时山西民间财力物力较为丰厚，统治当地的军阀阎锡山号称有10万晋绥军，兵力却不集中，也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此时全国抗日高潮兴起，向山西发展还能跃出到河北、绥远，可实现直接同日军作战、“打通抗日路线”的战略目的。东征出发时，毛泽东亲自率部队前往，周恩来则在陕北留守。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突破了晋绥军的黄河防线，高举着抗日红军的旗帜进入山西。红一、红十五军团的主力分南北两线展开，占领了晋南和晋西的广大地区，一部甚至打到了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省城内一时可闻炮声，阎锡山及其手下官员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大门前都堆起了沙袋并架起了机枪。
阎锡山统治山西多年，一向闭关自守，连铁路也修成窄轨。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他情急之下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得此良机，当即派出10个师由商震、汤恩伯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毛泽东见原定经营山西并寻机进军河北的战略设想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力量并利用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中央决定“逼蒋抗日、回师西渡”，于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离山西。此次东征山西期间，红军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收获也颇为可观。
红军撤回陕北时，又通过多种途径劝说阎锡山停止内战并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山西军阀阎锡山狡猾多变，擅长投机和利用矛盾。他在红军东征山西时请来蒋介石的救兵，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中央军赖在山西迟迟不走，一时成了阎锡山面临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此时，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事变”后又软硬兼施，一面极力拉阎锡山当汉奸，一面又扬言出兵外蒙古须借道绥远，公开以武力相威胁。夹在蒋介石、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中间，阎锡山感到四面楚歌，自认为有如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可失神掉下，又不能踩碎一个！(https://www.daowen.com)
在阎锡山为难时，中共中央及时向他开展了工作，同时向北方党组织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地区实力派人物，“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毛泽东还派彭雪枫秘密去太原见阎锡山，双方虽然没有完全议定合作事宜，但却停止了战事，陕甘苏区的东部也得到安宁而可以专心西征。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政策实行大转变，对西南军阀的争取工作也收到重大成果。刚刚对长征中的红军进行拦截并与之交锋的四川、广西军阀，此时出于同蒋介石的矛盾和自保需要，开始同共产党建立统战关系，刘湘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刘湘在四川各派军阀混战中成为最强的实力派，对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和进入川南的红一方面军都采取过攻势。不过在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西去藏区后，蒋系中央军抢夺省内控制权，刘湘的省政府从重庆被赶到成都，蒋介石派来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完全控制了西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渝都。在这种形势下，刘湘认为自己最大的对手是蒋介石。1936年，中央地下组织派遣张曙时到四川从事统战工作，向刘湘说明了中共中央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此时，刘湘认为共产党可以帮助他抗衡蒋介石，马上表示愿意秘密合作抗日，还提出了“联共、反蒋、民主、抗日”的原则。同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刘湘暗中调兵遣将配合。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过草地时，川军也未派兵进行拦截。刘湘为了向中共表示合作诚意，还分四次向陕北苏区送去10万元作为资助。
同蒋介石合作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广西军阀，过去“剿共”积极却侧重自保。当得知共产党实行新政策时，李宗仁、白崇禧也马上派人来接触，他们联合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吸引了蒋介石的主要兵力，在客观上帮助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这样，在红军结束长征之时，国内地方实力派多数已同共产党有了秘密联系，彼日之敌化作了此时之友，这就为随后实现国内和平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