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错误使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
自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建立军队起，红军经过艰难探索和顽强奋战，几年间便建立起十几处根据地。至1933年秋天，全国的苏区和红军发展到一个高潮，根据地有了1000余万人口，红军有20多万人。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1931年11月，赣南的瑞金县城东郊的叶坪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仪式，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此也由“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同时，朱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威名从此响彻中华大地，瑞金成为全国的红色首都，当时的革命者称“北京南京，比不上瑞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也视“朱毛”和中央根据地为最大的眼中钉，不顾日本的步步入侵，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口号对日妥协而全力“围剿”红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等人合影。
当中央苏区和全国的红军发展壮大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的错误也在滋长，其特点便是盲目地听从和照搬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党内便将那些搞“左”的错误的领导人称为“教条主义者”。
早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作为国际“保姆”，扶持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一批中山大学的学生掌握领导权，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变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掌握了中央的实际大权。后来党内所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路线”，正是从这时开始算起的。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1931年4—6月，由于中共中央主管保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难以进行。王明害怕被捕而准备远走苏联，临行前于9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同样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年仅24岁的博古（秦邦宪）任总负责人，理由是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领导人。此后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政策。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在上海难以立足，博古等人于1933年秘密搬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博古在1931年以前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一跃而成最高负责人。他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实际经验，对马列经典可以高谈阔论，指挥打仗却完全是外行，便寄希望于国际上派一个懂军事的人来辅助他。当时共产国际派一个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结果此人被请到江西瑞金担任军事顾问。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后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在汉堡的起义，接着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一些正规战，既没有指挥部队的经验，也根本不懂游击战和运动战。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做情报工作时认识了博古，于1933年秋化装为外国神父潜入中央苏区。博古对他奉若神明，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制定以及红军部队训练、后勤组织等重要的军事大权交给他掌管，由此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成了对红军发号施令的“太上皇”。
当时“左”的错误路线不仅体现在军事指挥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在政治上表现为排斥中间阶层的“孤家寡人”政策，使革命力量陷入孤立境地。在土地政策上，苏区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火方针，迫使这些人与革命政权拼命对抗，并大批逃到根据地周围组织白色武装。在工商业政策上，“左”的方针经常将商人当成资产阶级予以打击，导致不少根据地内商品交易困难，物资供应短缺。在“肃反”政策上，搞极左的领导人将其严重扩大化，把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对待，造成许多根据地内滥杀的现象，红军出现了悲剧性的自我内耗。
油画《博古》表现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瑞金时的形象。（郑春龙作品）(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到全党，因此各个根据地都出现危机。1932年内，鄂豫皖根据地便丧失大半，那里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转移到川陕边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也沦陷，于是蒋介石便能集中主要的嫡系部队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秋天，国民党当局调动百万大军对红色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军队从四面压向中央苏区，其他部队用于进攻别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整个中央苏区人口不足300万人，双方的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无法相比。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临时中央却根据李德的建议，实行正规战，采用阵地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术，完全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
此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攻，采取了“堡垒政策”，改过去的长驱直入为逐步缓缓推进。国民党军进攻前，往往先以飞机轰炸，并用大炮轰击红军的碉堡和阵地，进行充分的火力准备后再发起进攻。此时国民党军又往往是每个上午只前进一两公里路，下午就在新占领的地区修碉堡，等到天黑后红军反击时碉堡就基本修好，红军没有火炮很难攻得动。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李德又要求红军在阵地上也修筑一层层堡垒同敌人对垒。那时中央苏区根本没有钢筋水泥，用木料、泥土搭成的简易碉堡连迫击炮弹都挡不住。当时许多红军指战员都骂：“真是见了鬼，我们费几天劲修个碉堡，敌人一炮就掀翻了。敌人修起了碉堡，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啃！”后来毛泽东批评说，这等于是“乞丐同龙王比宝”。
面对越发严重的局面，虽然红军的数量靠根据地群众的积极参军得到补充，但武器弹药却耗多补少，根据地内简陋的兵工厂生产的子弹大多不堪用，红军只好命令各前沿部队组织人在夜间到敌军遗弃的尸体上去摸枪支子弹。国民党军队也知道了这一点，组织冲锋时故意只给每个兵发25发子弹，一路冲一路打，许多人被打死时枪已经是空的，这样红军晚间摸回来的子弹也不多。
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时于中央苏区周围实行“堡垒政策”的照片。
除了军事上陷入困境，中央苏区的经济也日益困难。当时苏区政府动员群众生产，粮食还能保证供应，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盐，也缺少布。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包围封锁，不允许一尺布、一斤盐运进。此时中央苏区能秘密出口的重要物资只有赣南的钨矿，因它是国际上的贵重金属，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收购后再拿去换外汇。靠着这一秘密贸易，中央苏区才能有一点盐和药品输入，而这些远远不够军民的需求。进入1934年，在瑞金买一头猪价格不过5块大洋，买一斤盐却要20块大洋以上。当地的人都说，“如果我买一头猪来做菜，你买做菜的盐，就等于是你请客了”。广大群众吃不上盐，生产没有力气。加上青壮年男子绝大多数都已经参军，人力、物力枯竭的根据地已难以维持。
至1934年9月，国民党军经过一年节节推进，用碉堡线压缩中央苏区。原来21个县的中央根据地只剩下7个县，横直不过百余里，按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的形容是“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这时蒋介石同德国顾问赛克特制订了一个“铁桶计划”，决定在苏区剩余地区的四面筑好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中央红军如果再不突围，就难免全军覆没。
得知蒋介石的计划后，中共临时中央最后下决心，通过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使其在赣粤交界处开放一条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8.6万人突围西征。中央红军虽然成功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但毕竟撤出了奋斗多年建立的根据地，无奈只能进行无后方行动的万里长征。
在鄂豫皖、川陕等苏区，当地红军面对敌军的“围剿”，同样陷入人力、物力损耗太多而难以补充的困境，最后也都放弃了根据地进行长征。
国民党军在江西临川至南丰的道路上修筑的用于封锁红色区域的碉堡。
回顾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撤离根据地的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别国模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必败无疑。仅以李德个人而论，他在瑞金为保密设立的“独立房子”就颇令人玩味。这个外国人到瑞金后总是独居一室，从不去前线，只同红军少数高层领导见面，被许多干部批评为“图上作业家”。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盲目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教条主义的倾向，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观念，许多人还接受了李德的指挥。此外，李德在生活上还养尊处优。据当事人回忆，“尽管瑞金的条件极其艰苦，但中共中央在生活上尽量满足他、关照他。除配有秘书、翻译、警卫员、保健医生、厨师外，还特地通过地下组织，想方设法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弄来他喜欢的咖啡、雪茄”。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同红军将士每天喝稀粥吃野菜的艰苦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这也许是分析李德脱离实际瞎指挥的一个视角。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完全脱离群众、根本不了解战士疾苦的人，怎么会了解实际情况？怎么会提出合乎国情、军情的方针？共产党人记住李德这面“镜子”，也就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永远保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