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缝隙间巧穿插，避实绕路冲破追堵
当年的红军想取得胜利，主要靠英勇奋战，同时离不开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在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白色政权的割据和混战。红军要利用白军的矛盾，就必须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每一个矛盾缝隙。
红军走上长征之路后，基本避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区，进入地方军阀各自割据一方的区域。虽然蒋介石调动大批嫡系军队追击，又命令各省军阀阻截，红军却总能虎口脱险。国民党追堵红军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其内部矛盾被共产党人利用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风趣地总结国民党各派新军阀的矛盾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1]。红军正是利用“狗”群中的矛盾缝隙，加上开展有效的统战工作，总能从追堵的缺口中钻出，在军阀林立的西南地区尤其是如此。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所谓“统一”有名无实，尤其是湘、桂、滇、黔、川、康等地的军阀一直与蒋介石同床异梦、互相提防，还经常兵戎相见。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军队已成“流寇”易于消灭，同时也把“追剿”视为扫除异己、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机会。他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
各地军阀慑于蒋介石在新军阀中拥有最强的实力，表面上服从南京政府，实际上却以保全力量为第一考虑。他们既怕红军在自己的地盘落脚建立根据地，又害怕蒋介石施展一石二鸟之计。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其围堵红军时不可能达到协调一致，各处封锁线上几乎都有可利用的缝隙。
中央红军利用蒋粤矛盾，从蒋介石布置的“围剿”圈中顺利地突围西进。当红军远去湘桂黔地区后，陈济棠却假惺惺地通电南京政府“请缨”，声言愿派兵向西南追击。蒋介石当然明白广东军阀意在扩大自身势力范围，马上予以拒绝。
中央红军接近湘桂边界的湘江时，蒋介石一面命令中央军追击，一面要求湖南军阀何键和广西军阀白崇禧截击。何键率军作战比较积极，除了因其家人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受过斗争而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之外，还由于他了解到红军想到湘西落脚，这将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基础。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心怀鬼胎，既想防堵红军入桂又不愿损失实力，同时还要阻止蒋系中央军进入广西。他在湘江上游接近湖南处曾有几天时间不设防，主力摆在拱卫广西腹地的位置，并明确表示：“硬打，没那么蠢。”
桂北防线出现的缺口，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冲破封锁的难逢良机，如果轻装速进可避免大的损失。然而，当时中共中央领导者未能很好地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行动迟缓，结果遭受何键指挥的湘军和蒋系中央军的夹击，桂军也实施了侧击。幸而红军指战员英勇和桂军防线有空隙，中央红军虽折兵严重仍冲了出来，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湘江战役坐失良机，战后毛泽东分析形势，立即向中央建议改变原先到湘西落脚的计划而转兵贵州。中央红军转兵贵州后，何键马上便不服从蒋介石派兵追击的命令，而集中力量对付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白崇禧打着“援黔”的旗号要求出兵，实际上意在支援王家烈，以免其遭蒋介石吞并。各派军阀的矛盾在贵州境内迅速凸显，正好为红军摆脱险境提供了机会。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时，省主席王家烈虽是最大的实力派，却不能指挥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三派。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黔北的侯之担在乌江防线被突破后为保存实力便放弃遵义，蒋介石派来的薛岳入黔后不追红军而先入省城。这样，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便有了十多天的休整期，消除了出发后连续行军作战两个多月的疲劳，补充了人员和物资。(https://www.daowen.com)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阳后，薛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姿态反复声明来黔“纯为剿匪，别无他意”，实际上却派兵接管城防，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至此，王家烈叫苦不迭，说“中央军对待贵州，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随后，蒋介石也亲自飞到贵阳“督剿”，实际控制了省政府。
蒋系中央军与黔军为争地方势力出现尖锐矛盾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折回黔北，王家烈以主力防守遵义并向薛岳求救，中央军却故意拖延，意图在红军和黔军两败俱伤后捡便宜。毛泽东指挥红军利用这一矛盾各个击破，首先对王家烈的8个团实施歼灭性打击，接着将迟迟赶到的吴奇伟纵队歼灭了一个半师，蒋介石哀叹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在贵州“督剿”屡屡失利，命令云南军阀龙云出兵援黔。早想向贵州扩展势力的龙云虽派出主力，却一直力避同红军打硬仗。中央红军急速进入滇东后，龙云马上下令集中兵力守昆明而不主动出击，这又给了红军从容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时间。
红军北上后，蒋介石离开贵阳，王家烈送他到机场。据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述，上飞机后，蒋介石突然对送行的王家烈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说省政府还有公务要处理，又未带行李。蒋介石说公务可交给别人，行李托后面的飞机带去。无法脱身的王家烈只好到机舱口向随行人员交代一番后随蒋介石去南京。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宣布由自己的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时，当地由刘湘等十几个军阀分别统治。刘湘慑于红军声威同意蒋介石派兵入川，同时也哀叹“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制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于是，他强调在红军未入川之前就要堵住，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准备进入川南，刘湘认为这威胁到自己的腹地，于是派出最精锐的教导师等部拦截。毛泽东在土城作战失利后，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川军潘文华部追到遵义，达到了“推到省外”的目的便停步不前。随后，川系各派军阀见蒋介石解决了王家烈，个个心惊，甚至“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从川康边一带北上时，刘湘便秘密嘱咐部属，如红军停留便打，如不停便放他们走。
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摸准了川系军阀的这一心理，在沿川康边北上时不深入川军控制的腹地。红军到达大渡河附近时，川东军阀杨森部第二十军奉命前来拦阻。朱德过去曾与杨森长期共事，这时便致信杨森和他率兵的子侄，说明红军只是借路北上，劝其不要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杨森部果然只实施了“送客”式的追击，未主动出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川军各部只严守成都平原附近而不西进攻击，只剩下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在松潘地区孤立防守。只是后来张国焘实行错误的南下政策，红四方面军接近成都平原的西部百丈关时，川军才集中力量反扑，红军一旦西撤向藏区就停止追击。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通过贵州、云南时，任弼时、贺龙也通过各种关系向滇军和当地实力派写信，劝其不要为蒋介石卖命而牺牲自身，结果在前来围攻的敌军中只有蒋系中央军行动积极，滇军基本采取观望避战态度，这又为红二、红六军团保全了力量北上。
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的征途中，冲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等派系共数十万大军的防线。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连连失败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腐朽和内部分裂，才导致其军事指挥、协调、部署漏洞百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长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政治优势，当然也离不开成功地利用矛盾和实施统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