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随同长征，长衫秀才跟到陕北
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孤立得少少的。在长征途中，红军已经开始纠正过去高喊“打倒一切反动派”的极左政策，也注意团结争取过去同自己对立的一些上层人士，以减少敌对势力，甚至能化敌为友。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就有着两个颇为特殊的党外人士。其中一个是骑着淡红色大骡子的张振汉，长征前是刚被俘虏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另一个是穿着老秀才式长衫的长者周素园，已57岁，曾是清朝贡生并担任过旧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他们二人在红军中历经艰苦，与过去所过的优裕生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却能行军万里一直跟随到陕北，并从此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
跟随红二方面军队伍长征的“国军中将”张振汉，是在长征前几个月“剿共”作战时被俘的。1935年春夏之际，留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为牵制湖南军阀的主力以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6月间，红军在湘鄂交界处的忠堡镇埋伏，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并活捉了纵队司令兼该师师长张振汉。这个人是炮兵出身，受过军校教育，除了指挥本师兵力还管辖新三旅、湖北保安师等。张振汉在“进剿”前扬言“要亲手抓住贺龙”，当了俘虏后被送到指挥部，贺龙亲自给他端了一杯开水并笑问道：“张师长，是你抓我，还是我抓你？”张振汉恐慌万分，以为肯定性命不保。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对国民党下级官兵一向优待，不过因受“左”的影响，也处决过一些俘获的高级官员，如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俘虏的中将张辉瓒等。此次任弼时、贺龙率部俘虏了张振汉后，决定采取优待政策，争取他为红军服务。红军围攻龙山据点时虽有缴获的山炮却不会放，贺龙便让张振汉去调整炮位开了两炮，结果打开了城门。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兼红军学校校长时，校内有800名学员却缺少教员。他见张振汉军事技术水平高，便安排这位俘虏官来任教。有人质问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萧克回答说：“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张振汉当教员后授课认真，还列举同红军打仗的战例，从反面说明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学员很受启发。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前，张振汉向贺龙、任弼时介绍了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对于部队突围方向的选择起到了一定参考作用。长征途中，领导为照顾张振汉，专门给他配一头骡子，还派几个战士陪同。过雪山时，张振汉从骡子上滚下山去，战士寻到谷底才把他找到。张振汉跌得奄奄一息，鲜血直淌，腿部出现骨折，战士急救包扎后又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雪山上空气稀薄，抬他的战士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张振汉这个铁石心肠的军人此时也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红军过草地时，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省给张振汉吃。这位过去养尊处优的国民党中将，经过在红军队伍中生活的锻炼，灵魂受到触动，也能忍受艰苦。通过长征，张振汉真正认识到国共两党军队的根本区别，并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振兴民族的希望。到达延安后，他提出把妻子接来安家，由过去害怕被杀而勉强为红军服务变成了自觉积极工作。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以各种途径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毛泽东专门找张振汉谈话，劝他回到国统区。毛泽东说，过去不放他，是怕他回去后人身安全没保证。现在国内实现和平，他回去后国民党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张振汉。
经过劝说，当过两年红军学校教员并经历了长征全程的张振汉惜别了延安。他回到国民党军队后一度受到蒋介石追究，经许多同僚力保才得以幸免。此后他虽再不受重用，却以自身经历向过去的同事有力地说明了共产党争取合作抗战的诚意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后来解放军南下时，张振汉多方奔走，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劝说湖南当局起义，为和平解放长沙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了长沙市副市长，到北京开会时萧克等人还请他吃饭，昔日战场的对手早已成了在长征中共过患难的老朋友。(https://www.daowen.com)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毕节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开明绅士周素园。部队进城当晚，按照惯例选择富户“打土豪”，周素园颇为引人注目的住宅也在其中。不过当准备执行没收任务的红军指战员进去后，发现宅子里的书架上摆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大感奇怪，随即向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做了汇报。王震马上派人调查，得知周素园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很好，于是第二天就去拜会，并如数退还了他家被搜走的财物。
红军经过了解，知道周素园（名培艺）出身于晚清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中过秀才、贡生。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政务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周素园出于正义感，看透了军阀官场的黑暗，愤然脱离政界赋闲在家十年。此间他听说过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便设法购来一些马列著作进行研究，被人戏称为“红色秀才”。红二、红六军团到达毕节时，城里的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周素园却留下不走，仔细观察这支队伍的情况。看到红军严明的军纪，周素园非常佩服，加上同红军领导人反复交谈，他深深地为他们介绍的救国救民和抗日的主张所感动。他同意出面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具体工作由共产党管辖，很快发展了一支下辖三个支队约3000人的武装。在这位地方名人的影响下，当地一大批开明的上层人士也表示支持红军，许多青年积极参军。
周素园还利用旧日的关系，分别向云贵川的军阀写信，劝说他们不要进攻红军而保持中立，以免中了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他过去很熟悉的云南军阀头领龙云、孙渡接信后虽没有回复，实际内心也受到触动，随后对红军确实没有积极出兵拦阻。
周素园
1936年3月初，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毕节。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领导人考虑到周素园的安全和身体情况，表示愿意出些钱让他去香港暂避，并做一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周素园却表示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做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王震把这些话告诉了贺龙，贺龙听了一拍大腿说：“我就欣赏这种人，即使抬也要把他抬走！”
随后，一个穿着旧书生长衫的特殊人物便出现在红二、红六军团的队伍中。由于周素园此时年纪已大，过去也没有徒步行军的锻炼，征途中屡屡生病，两腿有时流着脓水，生活不能自理。部队为了照顾他，专门派人来抬担架，贺龙和萧克的夫人还经常帮他换洗衣服和绑带，使他终于能随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得知周素园坚持随军长征的事迹，对此极为称赞，致信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周素园到延安后一直患病不愈，当地治疗条件又很差。他自感年老体弱，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不想再拖累共产党组织，不想“坐享优待”，而想回毕节老家去。毛泽东同意这一请求，并在临行前专门请周素园吃了一顿饭，赠送了旅费，嘱咐他回到西南除养病外还可开展统战工作。毛泽东特别表示，“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你是一个红军，是一个奋斗的人，是我们党最亲密的朋友”。周素园随即回赠自己写的自传和临别赠言，毛泽东看后欣喜而感慨地说：“先生参加红军前的历史已经很光荣了。以后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给你写。”
中共中央在周素园回西南时，专门委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他携带着毛泽东、朱德致西南各地军政要员的亲笔函，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向国民党当局的许多要人剀切陈词，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周素园回乡后，虽受到特务监视，但仍利用过去在政界和乡间的影响，开展对上层的宣传，并动员当地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还为八路军募得大量药品和其他急需物资，并设法捎去。解放战争期间，他同共产党组织继续保持着秘密联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像张振汉、周素园这样的人也能参加红军的长征，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对旧营垒中的上层也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他们二人同出身贫苦的广大指战员完全不同，都属旧社会的上层人士。如张振汉担任过国民党军中将，周素园担任过省政府要员，最终他们却能茹苦含辛，跟随红军走完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全程，这确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代表着正义，是民族的希望，因而不仅能够唤起亿万工农大众，也能感化旧社会上层人士敌军阵营中许多有良知的人。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必胜，从这一点上也能充分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