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通过多民族地区，实践中深感政策应灵活
中华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便接触到民族问题这一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在1922年7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都强调了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正确原则。不过在长征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民族工作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党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了解，也很少有实践的机会，长征的过程恰恰是探索民族政策的过程。
1936年2月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前左一）在贵州黔西县同苗族同胞合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走上长征路之后，不到两个月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同年12月上旬，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广西北部山区，那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一些对汉人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他们的财物分给穷人，这使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而消除了民族隔阂，从而拥护红军。不过在苗族地区也有一些反动寨主出于自身的反动立场，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当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桂系军阀白崇禧为挑拨民族矛盾，派出一些别动队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再趁着夜晚去纵火，以致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族地区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据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这天晚上，是周副主席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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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表现了毛泽东同苗族同胞在一起的场景。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纵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红军的外来人被抓到，他们在审问中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纵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会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也为了感谢红军，还当场申请参军。后来有人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所玩的纵火这种小伎俩不仅未能得逞，反而促使一些苗民参加了红军。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进入云南，接着进入四川西部和当时的西康。那里地形险峻，是彝族、藏族、羌族聚居区。这些兄弟民族自古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不过所在区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十分落后，彝族还处在奴隶社会，藏区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农奴制阶段。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在红军长征以前的几百年间，凡是汉族军队想经过这里，一般都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红军长征时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红军得到了苗族、彝族、藏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长征途中，红军有了广泛、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这使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一次极好的实践机会，也从中得到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区的毛儿盖召开的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就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在长征途中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参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这样就在长征胜利的基础上，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