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先锋红六军团——以血战探路
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5月就决定让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先行出发探路，先到达湘西同贺龙所率的红三军团会师，为中央打下落脚的基础。这支红军的出发，可以说是揭开了整个长征的序幕。
为了掩护主力西进，1934年7月红军派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向东北方面出动。东进的红七军团后来进入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同当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划归长征留下来的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指挥，继续向皖南进军以吸引国民党军。这支部队在1935年初陷入十几倍于己的敌军的包围圈，大部损失，只剩下粟裕等人，他们率少数人冲出后进行游击战，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牺牲牵制敌人掩护了主力转移。
1935年，红六军团结束西征同红二军团会合后，萧克、夏曦、王震等主要领导在湖南新化县城留影。
作为中央红军主力出发打前站的部队，红六军团9000多人于1934年8月初从湘赣苏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该部出发后一路向西，连续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9月4日从界首顺利渡过湘江。此时，中央向红六军团发出补充训令，命令其向湘西北开进探路。按此命令，红六军团进入贵州，于10月24日与主动前来接应的红三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地区会师。
从出征到黔东会师，红六军团经历80多天的突围转战，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重要消息。这支部队在西征中受到几倍于己的湘军、桂军围追堵截，又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境地，数次遇险，其中最惊险的当数甘溪遭遇战。
10月初，国民党军调集了湘、桂两省的主力部队共24个团的兵力，在石阡县西南的甘溪街设下包围阵。红六军团进入该地就遭遇战斗力较强的广西军阀的第十九师，经过激烈战斗后队伍被截为两段，只得利用当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与强敌周旋。此时，流动作战于湘鄂黔边地区的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团因没有电台（两年前撤出洪湖时丢失），无法与中央联系，开始并不知道红六军团的动向。后来贺龙和关向应从一张白区报纸登载的“剿共”新闻中看到红六军团正在来黔东的消息，于是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https://www.daowen.com)
红六军团被打散后，参谋长李达率领两三百人在深山中转了数天，竟在沿河境内奇迹般地遇到了红三军团。不久，红六军团主力也靠着英勇顽强，反复周旋，断粮时在山中吃野果充饥，最后冲破敌军堵截，到达木黄实现了会师。此时红六军团只剩3300人，人员同出发时相比损失了将近2/3，会师时许多人连草鞋都已磨坏而赤着脚，贺龙让自己部队中的同志拿出鞋来给他们穿。
这次西征损失重大，主要教训是采取“大搬家”式的转移方法，无法实施机动作战，情报不准，遭敌包围截击。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西征时，要求把一切东西都带走。结果部队出发时把老虎钳等修理工具以及笨重的电台发动机、石印机等统统都带上，行动不灵活，打仗顾虑又多。进入贵州后，因山高路窄，部队只得把笨重东西逐渐扔掉。红六军团曾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临时中央却并未吸取经验教训，长征开始时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两军在木黄会合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恢复了过去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总人数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由任弼时担任政治上的主要领导人，批判了夏曦搞自毁式大“肃反”的严重错误，重新建立了红二军团内的党组织。由于此时部队还没有可靠的根据地，总处在流动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湘西站住脚，并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任弼时、贺龙等领导认为，两军团需要一起作战才能打开局面。
这幅油画描绘了长征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的贺龙（左）和任弼时（右）的形象。（崔开玺作品）
1934年11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南，湘、桂两省国民党军大都东调参加“围剿”，留在湘西地区的敌军力量减弱。乘此机会，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连获胜利，还直逼湘西主要城市常德郊外，迫使湖南军阀抽调重兵救援。接着，红二、红六军团又在湘鄂川黔边区转战，建立政权，并在忠堡一战中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并活捉中将师长张振汉的大捷。在一年内，这支部队由不足8000人发展到1.7万人，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并为下一步长征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