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途中千辛万苦寻找新的立脚点
油画《扎西会议》，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赵力中作品）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面临一个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尤其是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少数民族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很难得到发展。于是中央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领导整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气魄大、组织力强、细致而又果断。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把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钱物和文件。通过这次整编，全军轻装前进，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
1935年1月末，中央红军北上在土城作战不利，北上渡长江进入四川的计划无法实现，于是又折回黔北，一度设想在此落脚。因3月中旬在鲁班场一仗未打好，毛泽东毅然决定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绕道那里进入西康，再进入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跋涉万里、克服八省险阻的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同先期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而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的歌声中，两军欢呼雀跃。此时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就下一步发展方向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就此在两河口、黑水芦花、沙窝、毛儿盖连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座座藏式木楼或寺堂成了激烈争论的场所，南下还是北进成为争执的焦点。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转战减员，总数已不足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退出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服装整齐，显得兵强马壮。自1931年春天起，作为中央代表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军力强，又以资格最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居，看不起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他不仅不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反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错误主张要中共中央接受。
两军会师之前，中共中央设想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致电张国焘只是要求派兵接应。双方会师后，中共中央才知道1935年4月间红四方面军已经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西进开始了长征。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是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表现。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张国焘见面后，便问他为何放弃川陕苏区，他回答称那里已经是一块拧干了的柠檬。他的意思是根据地内人力和财力已经枯竭，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想转向西部躲避国民党的进攻。这时，红一、红四方面军都处于无后方状态，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就成了当务之急。
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当地情况，认为人口少且多属少数民族，扩大红军很困难，东面成都平原附近又集中了国民党川军和中央军主力，“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上甘肃”，然后向陕西发展。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都认为，两军会师后可以迎来革命新高潮，“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张国焘却一心避战，提出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若照此实施势必把红军引入荒凉的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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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两河口》表现了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发展方向展开争论。（李如作品）
两河口会议旧址。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万人，因前进的方针未定，徘徊在人烟稀少的汉藏交界区两个月，供给很难保障。毛泽东等领导人同张国焘反复谈话，希望说服他尽快北上。1935年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中央肯定了红四方面军战绩的同时也批评了退出川陕苏区的错误，张国焘则指责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减员大。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一、红四方面军部队，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会议决定尽快消灭占领松潘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打开北上通道，会后却因张国焘拖延避战而使这一决定未能实现。
1935年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提出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任务。会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煽动对抗中央的情绪，不愿北上而鼓吹南下。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张国焘没有出席，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北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都表示拥护。会后，红军开始过草地，张国焘虽在表面上服从北进主张，但实际仍坚持南下路线，这又在征途中潜伏下重大危机。
徐向前（左）与叶剑英。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后，放弃了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图为阆中红军纪念馆《强渡嘉陵江》雕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