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蒋介石政权以打谈结合促进国内和平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二、红四方面军西部转战，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入侵，这使蒋介石看到难于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在准备抗日的同时也试探同中共进行谈判。中共中央看到形势的变化，除了广泛开展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外，也对南京政府进行了政治争取。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高呼的口号是“反蒋抗日”，蒋介石则叫嚷“攘外必先安内”。1935年“华北事变”后，因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及其后台英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共双方谈判才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争取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此时因蒋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没有改变“反蒋抗日”口号，不过已开始采取争取策略。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改变，实际上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
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信息，马上做出了反应，即在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后试探一下和平解决方式。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不是确有谈判意愿。这位大使做出肯定答复后，蒋介石马上通知他的心腹、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潘汉年、王明先后会见了邓文仪，表示愿意和谈，又说中共中央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接到邓文仪的报告后，不愿公开放弃“剿共”立场的蒋介石决定以中间人牵线方式进行接触试探。他知道自己的妻姐、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传达愿意谈判之意。此时宋庆龄正在为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战而努力，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交代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即共产党可以合法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红军编入国防军到抗日前线。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到陕北，这突出体现了她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这时率红军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得知此事，于3月4日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条件的差距很大。5月间，中共中央结束东征后召开会议，决定“逼蒋抗日”，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除了在西北地区对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进行争取，中共中央还通知尚在长征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不要公开提“打倒中央军”及其他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这样，在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只有蒋系胡宗南部积极进攻红军，国民党其他派系军阀大都不愿再打内战。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后，1936年初至8月间中共中央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四次进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8月间，周小舟到陕北汇报，毛泽东因非常喜欢这位精明的年仅24岁的同乡，便留下他当了秘书。
1936年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此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30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红四方面军未遇拦阻便通过草地进入甘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形成“西北大联合”局面，并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实力地位争取建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
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又强硬起来，于9月间将胡宗南部第一军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胡宗南、关麟征部等国民党中央军精锐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中共中央派出潘汉年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收编红军的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1月18日发布了“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部队联合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鉴于只有打击胡宗南部才能粉碎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图谋，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三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胡宗南部锐气大挫后被迫收缩，红军和东北军则受到鼓舞。(https://www.daowen.com)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此时张学良秘密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两个师，但打后仍采取统一战线政策。”
表现“西安事变”的浮雕，这一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
油画《延安南门》表现了1937年内战停止后延安城门刷上的抗战标语，表达了中共团结抗战的要求。（张庆涛作品）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后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收编红军，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当时中共中央表示仍不能接受这一条件，并制订了再以新的军事打击迫蒋妥协的计划。“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毛泽东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事实证明，向对手显示出战斗实力是使其让步的最基本条件。
正当蒋介石再度赶到西安“督剿”，中共中央准备率红军东进山西时，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迫使其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至此，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决定停止下一步的东征计划，国共两党终于走向合作抗日。
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两党进行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协议，关键原因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蒋介石出于长期“剿共”不成功、国民党内又要求一致对外的无奈，才最终同意停止内战，而绝不是内心发了慈悲。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恰恰也是以红军的坚强战斗力作为基础的。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