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敌军密码使红军电讯侦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和通讯工作，在战斗中得以不断发展。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两部15瓦的电台，还缴获了一份密码本。这使红军内部可以进行无线电讯联络，那部大功率的电台还能同上海的党中央及时联络。过去中央向江西苏区送文件传达指示，需要靠交通员走一两个月，有了电台后便可在瞬间完成联络。
1931年6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此时蒋介石知道红军已有电台，要求手下各部电台使用密码。不过国民党军十分昏庸，使用的密码还是第二次“围剿”时下发的密码。这个密码本已被红军缴获，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何应钦下达的长篇命令全部被红军截抄，红军马上就照着密码本译了出来。红军历史上首次截获敌军无线电码的成功，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又缴获了几部电台，上海的党中央通过地下交通线也送来一些电台。截至1931年末，红一方面军已经有了16部电台，在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和在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也有了电台，全国的主力红军就此都能在作战中沟通联络。
红军的无线电队伍刚建立时，就吸取国民党军无线电台不注意保密的教训，从一开始就有严格的纪律，不仅通讯都编有密码，而且不允许在电台上聊天和谈私事。当时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有两个：一是内部通信；二是截获敌军电码。截获国民党军的电码后，红军也分几个阶段读懂它的内容：第二次反“围剿”时是读明码，第三次反“围剿”时是翻译密码（因为此时已经缴获国民党军的密码本）。不过，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军又更换了密码，红军没有新的密码本，想知道国民党军的核心机密就需要攻下“破译”关。
“破译”和“译电”有重大区别，因为普通译电员是照本对译，相当于一个能按图纸施工的技术员。破译却是靠分析计算和猜谜，相当于科学家的工作。当年红军对敌无线电侦察取得的最关键的一项成就，就是能把国民党加密的电码都翻译出来，成功实现破译。当年在红军队伍中，译电员上百人，能够达到破译水平的只有五个人。在红军的侦察史尤其是长征历史中，人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五个能够破译敌军密码的人的名字：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红二方面军的王永浚；红四方面军的蔡威。
红军创建无线电讯工作后，在艰难的斗争中锻炼出一批优秀的密码专家。如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就把在地方邮电局学到的猜电码的本领同军用密码的破译相结合，周恩来曾对此称赞说：“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同志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神人’！”
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在内部有个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就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不过有人说，他是在蔡威破译的基础上熟悉了敌方的密码，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为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曾希圣等一批侦察英雄真是煞费苦心。1931年秋天以后，国民党军更换了密码，使红军一时难译。1932年初，红三军团打赣州时攻克不下，又遭敌增援部队突袭而损失严重，就是因情报错估守敌数量且不知援敌情况，因而军团长彭德怀和红军总司令朱德都催促当时刚建立的军委二局努力破译敌军密码。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过去未搞过数字运算和电码，想到过去认识的一位邮电局报务员曾告诉他：“其实无线电的密码也有规律可循，是可以破译的。”他便向上级请示，建立了电文破译小组。
中央红军三位密码破译能手，左起为邹毕兆、曾希圣、曹祥仁。
为获得破译的参考材料，曾希圣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火线。1932年8月，红军击败国民党在江西宜黄县的部队，曾希圣在战斗未完全结束时就带人冲进敌第二十七师的师部电台机房，经仔细搜索，找到敌人逃走时丢下的一个皮包，里面有已译出的30个字的加密电文。曾希圣将这些少量译文与截收到的电讯信号相对照，加上很了解敌情和战争全局的朱德也参与小组的工作并提供意见帮助分析，经一两个月苦心钻研，终于同曹祥仁等人一起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展密”。
被称为党内侦察工作“稀有的神人”的曾希圣。(https://www.daowen.com)
此次破译“展密”，是中国共产党电讯侦察历史上第一次破译敌电码的成功。随后，曾希圣和他的助手还掌握了国民党军的编码规律，这样就能陆续把新编的密码破译出来。
红二方面军中，唯一能破译敌电码、在内部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王永浚也有重大贡献。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的电台报务员，1933年在战斗中被俘，经教育留下来参加了红军。1934年末，红二、红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只有任弼时带去一部电台，仅能进行军内通讯，没有人能从事破译工作。当时内部曾有秘密规定，破译这一绝密工作只能由党自己培养的人员负责，任弼时、贺龙却大胆任用王永浚，并每个月发给他30块大洋，还配备一匹马。此时任弼时、贺龙等最高首长每月的津贴最多时只有5块大洋，王永浚成了部队待遇最高的人，体现了组织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那时一块大洋能买几只母鸡，王永浚根本花不完这些钱，买来的东西都是同电台的同志一起吃，这些钱实际上成了公共伙食费。
王永浚因过去在国民党军电台工作，熟悉那里的密码编排规律，在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工作后很快就破译了大量敌密码，为部队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1935年红军取得忠堡大捷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时，他还根据贺龙等首长的指示，在总攻前用明码向敌师部电台发出一份电报，命令他们保存电台和密码，这样就给予优待，否则严惩不贷。果然，当红军冲进敌电台的房间时，所有人员都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电台和密码都完好无损。红二、红六军团不仅缴获一部大功率电台，得到的密码本又可作为下一步破译的重要参考材料。
在长征途中，王永浚为红二、红六军团及其随后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提供了大量破译敌电码所得的情报，保障了部队能多次在敌重兵包围时找到缺口破围而出。长征临近结束时，红二方面军首长看到王永浚对革命的忠诚，亲自介绍他入党。此后，王永浚又在八路军电台上破译日军电码，取得了重大成绩，1939年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因曾希圣、曹祥仁都转到地方工作，王永浚以获得少将军衔成为红军从事破译工作的英杰中的“开国将军”。红一方面军的破译英才邹毕兆由于某些特殊因素，被授予大校军衔。
在红二方面军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王永浚，这是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时的照片。
在红四方面军任电台台长的蔡威是福建人，1931年上半年由周恩来安排参加上海党中央特科秘密无线电训练班，并于同年10月下旬受中央派遣离沪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创了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工作。他以其聪明才智和惊人的毅力忘我地工作，破译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大量密电，为粉碎敌人的多次进攻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为“我们供的一尊菩萨”。但红四方面军中军师一级的干部大都不知道有破译的事，因此他们开始有不少人崇拜张国焘。在战前会议上分析敌情时，这些干部对敌情分析往往讲得不准，而张国焘最后总结时却“料事如神”。其实他们不知道，这并不是张国焘的本事，而是蔡威破译的功劳。
蔡威能译出敌方密电，对作战的帮助非常之大。1933年秋天，国民党四川军阀集中20万军队，对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红军节节防御退到大巴山深处。1934年春节前夕，红四方面军电台突然截获并译出敌东路军总指挥王陵基的一份家电，内容是让他回家过年，王陵基马上复电同意。红军等他走后，突然向其所属部队发起反攻。这些军阀队伍只效忠听命于个人，一旦最高长官不在，别人就调度不灵，结果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红军击溃。
当时能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除了红军中电讯人员的努力，打入国民党高层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功不可没。他们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这些密码本送到红军那里还能帮助破译人员掌握敌人的编码规律。1933年初，廖承志从上海去找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之前，宋庆龄交给他一本国民党密码本。他把这份密码本带到川陕苏区，交给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蔡威，这也成为破译当时国民党密码的重要参考资料。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谈起党的情报工作时曾这样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被称为红四方面军“菩萨”的负责密码破译的蔡威的雕像。
1933年秋至1934年秋，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因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蒋介石主要以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加上中共临时中央和李德实施错误的指导，中央红军打破敌军的“围剿”极其困难，最后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这给红军通过破译密码了解敌情提供了机会。长征期间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曾在回忆录中总结说：“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