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中求胜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随即进行了四渡赤水的运动战，毛泽东将此役称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这其实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红军在赤水河流域转战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由于敌军强大，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弱小的红军最后从险境中冲出转危为安。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标志着“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结束。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滇各路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再次调整战略方针，让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到川西地区创建根据地。
油画《四渡赤水》。（申根源、梅肖青、孙向阳等人作品）
油画《突破乌江》表现了红军在夺取遵义前突破乌江防线的情景。（魏传义作品）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经12天休整后撤离遵义北上，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前进，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上，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前来拦阻的川军一个师。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重新“出山”后的第一仗在土城一带打响。红三、红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战况马上逆转。
红军原先认为川军战斗力很差，兵力也不多，交战后却发现敌军力量很强，冲上来的前锋还威胁到中央的指挥机关。此时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察得知的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指挥的“模范师”。这时歼灭战已打不成，若拼消耗，红军当时每个战士只有十几发子弹，难以持续作战，何况北、东、南三面的几路敌军又靠拢过来形成合围之势。
1月28日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无线电侦察获得的情报，知道西面还没有敌军，于是决定改变由赤水县城北上渡江的计划。1月29日凌晨，红军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毁掉浮桥，向川南的叙永方向前进，此为一渡赤水之战。
渡赤水河时因军情紧急，需要急速前进，部队奉命轻装上阵，从中央苏区历经险阻带来的最主要的重武器——4门山炮被沉到河底。当时红色炮兵对丢弃了使用三年视如珍宝的火炮依依不舍，不过为了灵活机动穿越山路远征，也只能忍痛割爱。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伤亡或失散约4000人（掉队者多是还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毛泽东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分析土城之战失利的原因：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低估了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红军的东、北、西三面都有敌重兵集结的形势，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同时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突然东返，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进入黔北。接着，红军再占黔北重镇桐梓后，于2月25日攻占遵义北面的门户娄山关。当时敌军凭借山险据守，冲锋号吹响后红军沿小路奋勇向险峻的山峰冲去，守敌惊呼“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在伤亡数百人后弃战而逃。接着，红军迅猛追击，击溃了遵义城外的黔军3个团，于2月28日重占遵义。(https://www.daowen.com)
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从贵阳向遵义增援，进至城南。红军马上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在惊慌中下令砍断浮桥，留在江北的1800余人因无路可逃全部缴械当了俘虏。
油画《娄山关》表现了在娄山关战斗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部队再次向遵义前进的情景。（全山石作品）
油画描绘了娄山关战斗后的场景，毛泽东当时兴奋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沈尧伊作品）
娄山关遵义一仗，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部队弹药在出征后首次得到了有效补充，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全军士气大振。蒋介石对此也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在经过娄山关时，被山势的雄壮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感动，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写下了长久流传的豪迈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画家沈尧伊所绘的娄山关战斗场面。
看到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又调整部署，统一指挥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军队共30余万人，准备形成新的包围圈，其中川军南下部队又逼近遵义。为摆脱敌人，红军在占领遵义11天后，于3月11日再次撤离该城西进，准备歼灭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黔西建立根据地。
3月15日，红军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想着将其歼灭便有可能在当地立住脚。敌军的战斗力却超出预想，又修有工事，红军苦战一天打成僵局。由于此战已形成无谓消耗，只能靠战场缴获补充军用的红军马上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向西北方向前进，第三次渡赤水河。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的行动是向北准备渡长江，下令中央军和川军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此时毛泽东的意图只是想调开敌军，三渡赤水只是虚晃一枪，红军迅速再次掉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3月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便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滇军因主力已东调，省主席龙云只得令昆明周围各县的保安团集中保卫省城，滇北一片空虚。红军乘势迅速通过云南北部，进至金沙江，以7天时间靠几条小木船从容渡江。
经过四渡赤水，红军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几十万追兵全部甩在后面。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如神龙在天，见首而不见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股掌之间。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是避实击虚的典范。红军在敌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自如，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的千里转战中，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作为保障，为避开敌军主力经常走弯路，还几度反复转向。一些对此不理解的指挥员抱怨尽走“弓背路”，使部队很疲劳，并出现掉队减员的情况。事后他们认识到，只有靠毛泽东指挥，实行这种机动穿插，才能摆脱长征中最险恶的环境，从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