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侦察工作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两大保障之一
在红军长征以及其他的作战行动中，与革命战争结合最紧的技术项目是无线电侦察，这是当年仅有的高科技。破译敌军电码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特别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能及时得知敌军部署和战略意图，情报数量、质量和时效性大大提高（派人侦察经常回不来，且片面性大）；二是我军培养出一批破译高手，奠定了技侦工作基础；三是有利于我军密码安全，使我军编码的水平也相应提升。(https://www.daowen.com)
所以彭德怀不仅把侦察工作视为长征胜利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之一，还在侦察工作前面加上“出色”二字，评价如此之高并不过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万里漫漫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而且能在敌军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在长征途中，曾希圣带领军委二局人员天天侦听敌军的电台信号，破译了国民党800多种不同的电文密码版本，他们被红军领导人称为认识“天书”的人。毛泽东等领导人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道：“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由于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军委二局经常在白天行军，难以架设电台，因此红四方面军的电台的接力式侦听和破译敌电码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时间里，大部队在白天行军时，电台人员只能将机器收起跟随行军。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在白天截收敌电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红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的内容发给红一方面军。如1935年1月4日，蔡威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二电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电报全文不过300来字，却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分布的国民党军17支不同部队的位置、人数和动向悉数告知，这就为中央选定遵义作为进军目标并在那里从容休整十几天提供了依据。
此后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电台在白天又经常难以工作，已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则昼夜工作截收国民党军的电报通信，并通报给红四方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确保了长征中几乎不间断地截获敌军全部电报。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军委二局破译了敌军电报中的部署情况，这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如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这时博古、李德等人还要坚持按原定方案向那里前进，准备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军委二局刚破译的敌军电码为根据，主张进入敌军力量空虚的贵州，并得到政治局多数人的赞同，博古、李德也不好反对，这次通道转兵才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
长征中几次关键性的战斗，又显示出破译敌电码的威力。1935年1月土城战役发起后，起初红军以为国民党四川军阀只有4个团不足万人，准备将其歼灭，随后却发现越打敌军越多，仅正面就有8个团的敌军，后面的追兵又已逼近。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赶快搞清敌情。军委二局报务员立即在空地上架起天线，侦收国民党军各部的电台信号，并当场破译。通过译出的电文，再对照地图，毛泽东看到土城周围几乎都有敌军围拢而来，只有西面有一个不大的口子还没有敌军。于是，军委决定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脱离了绝境。
1935年2月19日，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十倍于己的敌人的空隙中钻出来。其间，曾希圣率人严密地监视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一举一动，知道川、滇之敌主力集中到红军的北、西、南这三个方向，东部遵义地带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兵力不多且战斗力弱，国民党中央军追兵8个师还在贵阳一带休整。根据曾希圣等人提供的情报，毛泽东决定再渡赤水河，回师黔北，激战娄山关再克遵义，取得长征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破译敌电码一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只有极少数领导人了解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的情报内容，不明个中玄机的许多指战员对走“弓背路”埋怨不已，林彪还掀起了怀疑毛泽东指挥能力的风波。
1935年3月下旬，红军第四次渡赤水河后准备南渡乌江，突然军委二局从破译的电报中发现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2个纵队6个师的部队正逼近红军主力，一天后很可能会与红军主力遭遇，同时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红军主力要安全渡江至少要三天时间，双方部队若交锋，必然会是一场不利的恶战。
在此紧急情况下，军委领导和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一起研讨对策，曾希圣灵机一动提出，自己完全掌握国民党军的电报格式和密码，可以冒充蒋介石的口吻向他们发令向其他方向开进。毛泽东、周恩来听后拍案叫绝，当即同意实施。接着，军委领导同曾希圣等人研究后认为，只要电报内容不太过直白，国民党军应该不会察觉。根据指示，曾希圣让军委二局报务员以蒋介石的语气，向这两支部队发出了“继续前进”的电令。假电令发出后，一直朝着东、南两个方向前行的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部接获密电后深信不疑，果然没有改变方向，“奉命”继续向这两个方向前进，使其包围圈扩大，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后红军未经激烈战斗便渡过乌江。
有意思的是，由于蒋介石发电甚多，而且经常朝令夕改，这两路敌军事后竟然一直不知道这次调动是红军发出的假电令。直至几十年后大陆方面出版的怀念曾希圣的文章中披露此事，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像这样发假电报调动敌军大部队的事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观。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军委二局的情报与红军的行动息息相关。据曾在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曾希圣“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来军委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军委二局查询情况”。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对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面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曾希圣（左）同邓颖超。
中央红军结束了四渡赤水，又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在距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的追兵在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因时间紧急，毛泽东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同时抢渡金沙江。若如此分散兵力，一旦遭到敌人突击便难以互相支援，而且前线陆续报告龙街渡、洪门渡因水流太急和不易防空，渡河困难。毛泽东正在焦虑之际，曾希圣送来情报称：离我们最近的是敌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既怕死又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军情说没有，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往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追赶，这样就和我们拉开了四天的路程。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转忧为喜，将全军都调到皎平渡，用了九天时间从容渡江。1935年5月9日，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之后，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见船只已经被烧毁，只能隔江兴叹，再找船渡江又耽误了好多天。就此，红军暂时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