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电码战使红军最早建立起无线电侦察
19世纪末人类开始使用无线电通讯后，电码在太空中传递，只要有收报机就可以接收，这样既方便了指挥，同时也为侦察敌人的通讯提供了便捷条件。民国年间，无线电通讯引入中国。如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之后，在军师以上的单位建立了无线电台，不过只是用于通讯，还没有用于侦察。采用这一技术水平很高的方式获取情报，在中国是由共产党人开了先河的。
这幅油画表现了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形象，他是共产党情侦工作的创始人，长征中直接领导技术侦察工作。（沈尧伊作品）
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创建。1927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并完善了党内地下活动的通讯网。随后，中共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钱壮飞等人还获取了其高层绝密电讯密码，从而在1930年以后能获得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计划等一系列重大情报。1931年4月，当中共中央保卫机关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时，钱壮飞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译出了武汉发向南京的报告，抢先转移了上海的各个地下机关，起到了挽救党中央的重大历史作用。由于看到密码及其破译的重要性，共产党在展开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之初就努力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同时重视对敌开展电讯侦察。
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建立电讯联络之前，中共传递指示和情报的工作主要是通过邮电局或交通员来完成，风险很大且速度很慢。为防止途中敌人军警特务搜查，党内传递的一些绝密信件不能送文字稿，而要求由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复诵出来。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很久才能沟通一次，有时还要几个人接力传递，口口相传时还把内容传走了样。例如，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受到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处分，交通员传到井冈山竟然错传成开除党籍，搞得毛泽东在两三个月内成了“党外人士”，不能当书记只好当师长。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说明中央只是将毛泽东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他仍然是中央委员，毛泽东随后才能担任前委书记。
为了提高党内通讯的速度和准确性，从1928年开始，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就提出要建立无线电通讯队伍，并在1928年夏天赴苏联参加党的六大时请共产国际帮助建立无线电通讯队伍，同时派出一些同志在莫斯科参加培训。192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特科建立了专门负责通讯的第四科，并开办秘密训练班培训电讯人员。特科的第四科科长李强原来就有一定的无线电知识，1929年冬，他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在苏联接受培训的涂作潮回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电台，实现了上海与香港的通讯。为此，中共中央还设置了党内电讯密码，并以周恩来的别名“伍豪”命名为“豪密”。
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努力培训电讯人员，主要目的是同全国最大的一支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建立快捷的电台联系。1930年夏秋，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发展到4万多人，主要在江西、福建一带活动，但没有电台设备和专业人员。同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其中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一仗缴获了一部15瓦的电台，一些出身农家的战士却因不懂是什么物件，在胡乱摆弄中把发报机弄坏，只剩下一部收报机，因而红军最早拥有的无线电台被称为“半部电台”。
缴获的电台被破坏了一半，红军总部对此十分恼火，立即向各部队下达严令，以后缴获品一律完整上缴，不得有半点损坏。不过此役最可贵的收获，还是俘虏了十几名报务员，其中电台站长王诤思想进步，在北伐战争中同情共产党。他被俘后经过毛泽东、朱德亲自动员，留下来参加了红军。因为那时中央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还没有赶到苏区，红军最早的电讯人员实际上是由国民党提供的。
歼灭张辉瓒部的龙冈战斗结束仅7天，中央红军便成立了电讯队，毛泽东、朱德任命刚参军的王诤为队长，体现出对他的高度信任，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事业并随即开始了电讯侦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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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长征途中红军报务员工作的油画。
红军最初只有一部收报机，只能听、不能发，这最早的“半部电台”就被用于侦听国民党军的无线电信号。1931年1月6日，王诤在宁都县的小布村用“半部电台”开机，侦听敌军的电台信号，这一天就成为人民军队技术侦察工作的开端。
不久，红军歼击国民党军谭道源部，又缴获一部电台，战士们没有再破坏，而是将它完好无损地送到总部。仅仅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在红军中进行通讯，于是电讯队几个月的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同时侦听敌军无线电台的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比无线电通讯还要早。
这时国民党军虽然丢失了电台，但却认为那些由“土包子”组成的红军根本不会使用它，没有想到无线电通讯需要保密，在发起第二次“围剿”时各部队还用邮电部门的明码电报。
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讯队队长王诤在值班时，从耳机中听到敌第二十八师公秉藩师部电台同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的电台通信，师部电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回答是：“东固。”这一电报对红军极为重要，总部立即下令：“零点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必于拂晓占领东固岭一带有利地形，待机歼敌。”果然，这一个师的敌军随后就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马上遭到全歼，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王诤这一天侦听到敌军电台信号，可以说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电讯侦察的成功。接着，红军电台又截获了国民党军其他师的通信，采取逐个击破的方式，半个月内连续歼灭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全部或大部分。正如毛泽东在词中所说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特别表扬了王诤，称赞说：“我们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
此后，红军的电台由截获敌明码电报发展到破译密码，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国中将王诤的雕像，毛泽东称誉他是我军通讯事业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