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促和教育东北军
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后，虽然不再有雪山草地的艰难和娄山关、腊子口的险峻，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仍不轻松。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就此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在于争取这两支蒋介石视为“杂牌”的部队。由于东北军是原来西北“剿共”的主力，对其进行争取又成为当时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背负着“不抵抗”的恶名退入关内，寄食于蒋介石而不得不听他调遣。几乎同所有军阀部队一样，东北军最初也迷信武力，对衣着褴褛、饱受堵截之苦的长征红军，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和谈主张。
最先给东北军以教训的，是刚在陕北组建的红十五军团。1935年10月初，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地区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〇师大部，俘虏2000多人，师长何立中受重伤后毙命。10月29日，红十五军团又发起了榆林桥战役，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七师一部，俘虏了团长高福源。1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亲自指挥了有“奠基礼”之称的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第一〇九师，俘敌5300余人。该师的师长牛元峰是张学良的亲信，逃跑途中走投无路又没有勇气自杀，便让副官开枪打死自己。
东北军损失了成建制的部队，蒋介石却取消其番号不许重建，并且不再提应发的70万元军饷。张学良明白，这是一石二鸟，想让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就此张学良对蒋介石产生强烈的不满。同时，张学良对红军的战斗力非常敬佩，多年后他还讲了当时的感觉：“我是带过兵的人，知道长途行军后的部队是什么样子。人家走了两万里还那么能打，这样的部队不得了！”
红军不仅能打仗，实行的俘虏政策也能攻心。东北军的不少士兵曾经当过红军的俘虏，他们知道下级士兵被俘会受到优待，遇到猛攻便纷纷缴械投降，不过东北军上层将领对红军还缺乏了解并有严重的对立情绪。如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过去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作战勇猛很受器重。红十五军团攻打榆林桥时伤亡比较大，军团长徐海东在暴怒之下曾经打了被俘的高福源两个耳光，并把他关押在军团部所在地。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便给彭德怀打电话，要他将高福源接来并特意嘱咐：“你们要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高福源到达设在甘泉的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之后，彭德怀亲自迎接了他。更让高福源感动的是，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他同住一个窑洞并长时间深谈，原籍东北鞍山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则天天陪着他参观红军营地，让他参加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泪。
高福源被教育释放后，张学良见到他时还怒斥一番。高福源坦诚地说明在红军中的感受，并劝说“少帅”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以争取打回老家去。经过高福源秘密穿梭往来，红军高层与东北军首领建立了接触关系。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在洛川谈判后，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两军实现了全面停战，为联络方便还交换了密码。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20位红军高级将领还联名发布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红军在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时，将东北军重要将领作为直接争取对象。直罗镇战役刚结束，毛泽东就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首长林彪和聂荣臻，要他们迅速释放被俘虏的东北军军官数名。随后，红军又制定俘虏政策，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还要资遣回队，对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此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东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兵们不仅不愿意同红军打仗，其中还有不少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https://www.daowen.com)
1936年3月上旬，张学良在其下属同中共方面举行过会议后，提议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延安）与他深谈。当时毛泽东正在东征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便秘密前往。
4月7日清晨，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等人前往延安，张学良也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从西安飞到这座尚在东北军占领下的陕北名城，迎接周恩来一行。
在延安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内，周恩来同张学良详细交换了看法。张学良提出要争取蒋介石，设法扭转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逼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列举了蒋介石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累累罪行，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要让步，还要斗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会谈整整进行了一夜，张学良深深为谈判对手的胸襟与智慧所折服，几十年后在答记者问时还称最佩服的人是周恩来。
经过秘密谈判，张学良同意帮助红军集中到陕北再进入华北，如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北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通路因在中央军区域，他可以从中斡旋。张学良还答应，帮助中共从新疆开辟一条通达苏联的国际通路，陕北苏区所需的一些普通货物，红军可到东北军控制区设店自购，他可以为红军代办军用品并供给子弹。
在谈判中，中共也为东北军提供了帮助，红军同意开放富县、甘泉、肤施（延安）的交通，当地东北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苏区群众凭价购买。更重要的是，驻陕西的东北军从此不再遭受红军打击，其官兵从此可以安心过日子。
1935年末开始的近半年，东北军同红军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停战，这一情况也被蒋介石发现。当时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设在城内北侧的米粮山上。1936年春，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兵“剿共”，要直捣共产党的基地腹心，并以对行动不力的部队实行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此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必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便秘密同东北军打了招呼，同意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瓦窑堡”的“战绩”。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保安县城（今志丹县），继续实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
油画《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表现了1936年4月双方的会谈。（吴云华作品）
1936年秋，蒋介石（左一）到西安督促“剿共”，遭到杨虎城（左二）和张学良（左四）反对，“西安事变”发生。
当时张学良同中共方面的来往处于秘密状态，东北军中一些将领对此并不知情或不赞同，他们中有些人受蒋介石驱使也对红军采取过敌对行动。如1936年秋天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跟随中央军胡宗南部，也向宁夏一带的红军控制的区域进攻。红军对进犯者自然要给予打击，事后仍释放被俘者，并对其进行劝说，指导方针正是中央规定的“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正是通过耐心工作和刚柔相济的统战策略，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不仅使红一方面军东征、西征免除了后顾之忧，又使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减少了很多阻碍。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同红军走上合作之路，又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