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前奏曲，已被历史证明具有重大意义。红军在通道转变了行军方向，标志着自此开始逐步扭转错误的军事路线。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利用军阀王家烈集中主力守卫贵阳的间隙，挥师北上渡过乌江直取遵义城。
1935年1月7日，红军以黔军未预料到的速度，突然到达并夺占了贵州北部最大城市遵义的南门，城内守敌听到枪声大作后逃跑了。这座贵州第二大城市远比瑞金繁华，城内居民没有逃避，商店照常开业。当时城内还有电灯，众多长期生活和转战在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军指战员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能发出亮光的器具。进城的红军指战员每人获发一块银圆，能到饭馆改善一下生活并买点日用品。
油画《黎平会议》描绘了决定长征方向这一重大时刻。（孙向阳作品）
在遵义城的短暂休整期间，红军招收了3000多名新战士补充兵员，被服厂开工为全军每人都制作了新军衣，同时红军医治了伤病员。陈云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在黔北休养12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而进入黔北，一时摆脱了危境，从容休整了12天。这一事实更清楚地证明了党内高层争论中谁对谁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就自然地在党的集体拥戴下形成。
红军进入遵义后，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筑的豪华住宅（当时号称是遵义市区最好的房子）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的住所，也成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开辟为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
在遵义期间，中央自长征以来第一次有时间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军团负责人坐到一起开会，详细地讨论问题。由于当时处于万里转战途中，要提防文件记录遗失或落入敌手，会议没有记录。后来党史研究者大致判断出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正式开始，到17日结束，19日红军便开始出城北上。据当事人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间7时开始，到凌晨时分结束，城内有电灯还能为会场照明。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还有七位红军指挥员，他们虽非中央政治局成员但也被吸收到会，他们是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红军报纸《红星》报的总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还有国际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1]。
遵义会议会址。(https://www.daowen.com)
在会议召开前，王稼祥已经找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谈到改换错误的领导一事，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开始时，照例还是由党的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内容是解决当务之急（军事路线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博古首先发言做了“主报告”，虽然对军事路线有所检讨，但却把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他为人一向谦虚，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这时李德坐在门旁边，垂头丧气，人们形容是“处在一个被告位置”。
“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张闻天首先做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评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这一发言，马上引起会场上多数人的共鸣。随后，毛泽东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他的发言着重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及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遵义会议陈列馆内陈列的表现当年红军进城的画作。
油画《遵义会议》描绘出参加遵义会议的每位领导人。（沈尧伊作品）
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同时系统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一向谦和的朱德也激动地指责中共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同志而依靠外国人李德，并气愤地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红军总司令做这样的表态，在会议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油画表现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同大家谈话，主张改换领导的场景。（沈尧伊作品）
从参加遵义会议的二十余名领导人的表态看，只有凯丰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长征到陕北后他也竭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这也说明改换领导是众望所归。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评，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不论最后的责任由谁负，此前的军事指挥错误已是会上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改换领导也就成为必然。
遵义会议没有留下记录，参会者后来都是靠回忆来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毛泽东从此确立了领导地位，不过对职务安排的名义却说法不一。参会者大都记得，王稼祥、周恩来先后在会上提议，毛泽东应该出来担任党的领袖，毛泽东却以身体不好推辞。史书中又差不多都一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982年，中央档案馆检查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1957年移交到北京），其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笔记。从中可看出，会议期间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会议决定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毛泽东虽然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仍是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有人阅读这份第一手记录后，对传统说法产生了一些疑问。不过，若进行深入研究，可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定领导地位一事仍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念张闻天的邮票，背景是遵义会议的会址，显现出他的重大历史功绩。
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念王稼祥的邮票。
陈云的笔记中写到遵义会议的决议确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事实上，毛泽东从此在中央领导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最后完成。毛泽东面对大家拥戴他担任总书记这个情况，以军务繁忙和身体不好推辞，于是中央政治局就决定由张闻天负总责。
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中央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着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公正地说，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尽管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部队负责人却都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尤其是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二渡赤水后，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红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