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称长征初是“抬着棺材走路”——湘江战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开始长征，一路都伴随着激战。11月初，蒋介石摸清了红军主力已离开中央苏区，并认定红军西征的目的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广西军阀白崇禧此前也算定中央苏区在“围剿”下已难生存，红军若突围向东、向北，这些地方都有蒋介石重兵，南面不远又是大海，只有西征才有发展和回旋的余地。白崇禧还判断红军西征会选择在秋后，因为南方刚刚收获庄稼，一路上易于筹集粮食。
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新军阀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基本准确，广东军阀陈济棠事先也猜到了突围在即，因此他们都做了相应的准备，并布置了封锁线。
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在赣粤边的信丰河，粤军陈济棠部是红军的对手，红军突围时要突破当地构筑的很多碉堡。尽管中共临时中央与粤军有借道协议，但因信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抗击，损失了3700余人，第五师师长洪超牺牲，最后因粤军后撤让路红军才得以顺利通过。
接着，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和第三道封锁线，途中同湘军、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不断，伤亡、掉队的人数不少，突破两道封锁线时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途中虽经动员兵员得到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却也只有6.5万人。
在当年红军渡过的湘江岸边修建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
中共临时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只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将印钞机、石印机、兵工厂的机械等“坛坛罐罐”都挑着走，甚至连医院中伤员的尿壶也带着。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红八、红九军团在两侧掩护，红五军团殿后，护卫着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队伍浩浩荡荡。由于国民党军飞机白天不断轰炸，因此部队经常在夜间行军，又常走山路，行动迟缓，有时一夜只翻越一座山，怎么也摆脱不了围追之敌。
彭德怀看到过去擅长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此刻被当作“轿夫”，只能挨打，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简直是把革命当儿戏！”他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自己率红三军团向长沙进袭，调动敌主力回援，其他部队迅速轻装向湘西前进，避免在湘桂边界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作战。对这一建议，中共临时中央并未答复，还是按既定计划近乎直线西进。
1934年11月中旬，蒋介石看清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8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封锁线，企图在此全歼红军。
此时，中革军委通过无线电侦察知道了严峻敌情，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便将红军置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不过，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如行动迅速仍然有可能利用蒋、桂的矛盾以较少的损失过湘江。
当时，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国民党中央军从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拼以两败俱伤，然后中央军再乘机进入广西。白崇禧随即下令，让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而在本省同湖南交界的湘江北面留出一个缺口，希望红军从那个缺口离开。此时红军先头部队已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若是部队能在两三日内快速通过就可大大减少损失。(https://www.daowen.com)
可惜的是，这时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湘、桂两军的主力都扑了上来。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形容各系军阀战斗力的歌谣：“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
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看到红军威胁到自己的地盘，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再加上尾追上来的中央军，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万人。国民党军飞机每日扫射轰炸，地面攻击也很凶狠，缺乏机动能力的红军行动迟缓，马上陷入挨打的境地。
1934年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北面的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南面的桂军主力也返身杀回，向红军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红三军团为保卫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军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红九军团在北面配合红一军团作战，也损失过半。红五、红八军团进行殿后作战，处境最为不利，其中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被切断，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自己扯断肠子，英勇牺牲。红八军团系刚成立的部队，新兵占多数，不少人在激战中被打散，最后只剩几百人。
1934年秋天，湘军集结起来准备拦截红军。
油画《湘江·1934年》表现了红军渡湘江的危险场面。（张庆涛作品）
在激战的危急时刻，在中革军委内实际负指挥之责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式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中革军委虽然一再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能以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有赖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部队才免遭敌军拦腰截断。
经过5日5夜的血战，1934年12月1日傍晚，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只剩3.7万人。此次战斗之酷，牺牲之惨，可谓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损失最大的一仗。
不过从战略上看，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还是从包围中冲了出来，还算突破了封锁线。蒋介石把湘江战役视作“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最终消灭红军的战役目标却没有达到。红军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后，国民党军在那个崎岖地段难以行动，只得在外围待机再围攻。湘江战役后，蒋介石曾将拦截不利的责任归咎于桂军，发电报指责白崇禧“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白崇禧则反驳说自己仅有十八九个团，却能俘红军7000余（系白崇禧伪造的数字）人，而“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这一反问，弄得蒋介石无话可说。
湘江一战血的教训，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的错误路线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者如周恩来，也拍桌子震翻了马灯，坚决反对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部队普遍希望改换领导，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