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初几乎陷入绝境，人们又期盼毛泽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离开根据地开始向西远征，按照当年《长征组歌》的歌词就是“战略转移去远方”。长征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直随中央红军行动，途中仍然发表宣言文告。尽管这个政权的家当也只剩下马背上驮的几个文件箱，人称“马背上的共和国”，然而它存在就象征着革命的红旗不倒。
中央红军的出征，在1934年4月以后准备了半年之久。4月下旬，国民党军攻占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城，红军明显难以打退敌军，中共临时中央便开始酝酿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随后决定派遣两支独立的部队提前行动深入敌后。其中一支是调开敌军回援其后方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就是7月间北上的抗日先遣队；另一支是作为主力突围前的试探，即8月间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的红六军团。
后来，朱德在谈到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时曾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北上抗日先遣队半年间转战5600里（1里=0.5公里），一度威胁福州、芜湖等城市，牵制了10余万敌军，对中央红军突围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却仍然不可能达到调开敌人主力的目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最早西征的部队，以损失近2/3的代价到达贵州和湖南的边界处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起到了探路作用，却只吸引了湖南、广西军阀的部队。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仍向中央苏区腹地进逼，中央红军只能以1.6万人的留守部队牵制敌军主力，以主力向西突围远征。
油画《红旗不倒》表现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群众告别的场面。（张红年作品）
中央红军在转移前为了保密，一般是夜间行动，各部队出发的时间也不一样。不过，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都在1934年10月中旬通过了于都河，走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后来，于都河被确定为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因为各部队都要渡过这条河才能西进。
中共临时中央预定的突围到达目的地，是红二、红六军团活动的湘西地区，行军距离设想为2000～3000里。出发时中央机关庞大，有“红星”“红章”两个纵队，各有1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挑夫，将原来苏区内的“坛坛罐罐”即兵工厂机器、印刷机、医院的X光机等都带上，准备到达目的地再建红色首都。中央红军5个军团的作战部队都成了这些机关的掩护队，结果部队行动迟缓，进军方向又近乎直线指向湘西，基本重走红六军团西征的老路。国民党当局在地图上一看，就能判断出红军的前进方向，很快就调兵围追堵截。
国民党方面所绘的“攻克广昌之役”的画面。
江西于都河边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雕塑。
从赣南突围后，中央红军连续一个多月在山间道路行军。由于国民党军白天不断派飞机轰炸，红军部队主要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打瞌睡、掉队，因此部队往往在晚上行军而天亮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这样的生活而大批掉队。剩下的老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只剩6.5万人，国民党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又以20多万人发起了围攻。此时负责领导的博古、李德仍然舍不得丢下拖累极大的“坛坛罐罐”，不肯轻装迅速前进，而让战斗部队做甬道式的掩护。经5天血战，红军主力部队虽冲过湘江，总人数却只剩下3.7万人。
红军过湘江后，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不仅人数大减，所携弹药消耗后又难得补充，导致平均每支枪只有几发子弹。此时部队在人烟稀少的山区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全军指战员都极度疲惫。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已在红军预定前进的湘西方向张网以待，如此疲惫的队伍若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势必同埋伏在那里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https://www.daowen.com)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的身份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职务却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朱毛”已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红军主力突围时自然要他随行。出发前，中共临时中央委托毛泽东到于都一带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他却在当地突然患重病，高烧40摄氏度以上，经傅连暲抢救才得以脱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曾提出想留在赣南打游击，经周恩来劝说后同意出发，被担架抬着走上了长征路。
当时在中央纵队的女干部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出发前她向毛泽东询问：“我们走到哪里去呢？”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刘英当即说：“也是军事秘密吧！”毛泽东却正色说：“确实不知道！”
对这样一次重大行动的意图，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并没有告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只是由“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筹划。红军过湘江后几乎陷入绝境，这种惨败使广大指战员回想起前三次反“围剿”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节节胜利的情形，许多人疾呼应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然而在这一不幸之中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舵手问题。
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对李德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据警卫员回忆，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李德）”，周恩来就此负起了指挥责任，毛泽东也被邀请参加决策研究。
周恩来一向有民主作风，他制定决策时经常找其他领导人碰头。自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纵队行军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就去找周恩来商量，遇到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就举行会议。当时行军中召开这种会议非常简单，多无记录，后来被称为“飞行会议”。
油画《湘江》中描绘的博古（右）、李德（左）在长征初期的形象。（张庆涛作品）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到会。在会上，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毛泽东却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这次会议最终采取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贵州军阀对南京政府保持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中央军、湘军和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得到一个休整之机，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出路，历史上称这是改变红军命运的“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后，红军果然避开了敌重兵，三天后顺利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1934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此开会，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当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这一会议的意义：“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前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各派军阀自保实力不敢以主力拦截。1935年元旦前夕，红军顺利占领猴场这一黔东重镇。到达猴场的当夜，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博古、李德又提出红军只能在乌江南岸打游击，要准备向东拐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提议马上被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多数领导人否决，会议决定下一步的立足点“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此时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就是不要过乌江，因为乌江是天险，过去就不容易再回来折向湘西。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完全否决了原先向湘西前进的错误计划，把预想的落脚点彻底改为黔北或四川。中央红军向黔北行动，又召开遵义会议，为实现党的伟大转折做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准备。
看到前一阶段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党内一些领导人提出应改换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内的张闻天、王稼祥起到了重大作用。张闻天在长征前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虽然他在莫斯科留学时同王明、博古是同学，但他到中央苏区后通过实际工作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张闻天在长征开始后同毛泽东一起行军，沿途倾诉了苦闷和忧虑。当时因负伤在担架上行军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交谈，最早提出要把错误的领导人“轰下来”，并拥戴毛泽东主持工作。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伍修权后来总结说：“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张闻天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行军途中，他便同毛泽东商讨了如何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在遵义会议前已经起草了会议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