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行程二万”并保留下宝贵的骨干
整个长征从1934年秋至1936年秋持续了两年，其中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1935年秋天，毛泽东到达宁夏六盘山时，写下著名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此后，人们讲起红军长征，大都习惯说成“两万里长征”或“二万五千里长征”，这虽是艺术语言但却基本符合事实。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个月，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就说明：“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这个“二万五千里”的数字计算，其实有着可靠的依据。
油画《回师北上》表现了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说服张国焘（后中戴眼镜者）北上的场景。（何孔德、张文源作品）
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是关于红一方面军部队最早的、最详细的可靠资料。此表以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中每天的行军里程记录为依据，从赣南到陕北一年间共行走1.8万里。中央机关基本与红一军团同路，行军里程累计也是1.8万里。
这一里程数字只是中央机关、军团司令部从出发到宿营的里程统计，并非实际所走的全部里程统计。中央机关人员到宿营地后还要外出找粮、砍柴和奔走宣传，又要多走不少路，加起来肯定超过两万里。战斗部队经常要迂回行动，有时反复冲锋，路程会更多。当年随红三军团长征的张爱萍后来回忆遵义战役的情况也说过，他们一个团在大部队占领遵义后，向敌军反击一次就追出70里，再返回遵义找大部队，这往返140里都没有算在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中。
中央机关、红军直属队，可谓是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走路最少的。作战部队同他们相比，至少要多走1/3的路，以此估算“二万五千里”只少不多。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部队，还有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随总司令部行动的红五、红九军团，他们走的路程比红一方面军计算的两万里还要多一万多里。朱德、刘伯承随这些队伍行动，因此他们行军两年，走的路程有三万多里。以建制部队而论，红九军团（后改称红三十二军）首先是在红一方面军序列中长征，后面划归红四方面军，最后北上时又加入红二方面军。这支部队长征整整走了两年，其成员都说：“人说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我们却走了三万七千里。”
对于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时还剩下多少人，过去长期有着“3万人”或“8万人”的不同说法，其实这主要是出于计算方法的不同。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是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重点，在长征中损失最大，出发时8.6万人的大队伍在一年后进入陕北时只剩6000余人。由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陈赓后来回忆：“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
部队减员如此严重，不能不令领导者痛心。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已到达那里并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到达后重建红一方面军，经过在当地扩红和东征、西征，陕甘地区的红军（包括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又发展到近3万人。(https://www.daowen.com)
画家沈尧伊所绘的长征中的周恩来形象。
1936年10月，西征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分别同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全国主力红军就此在集中统一指挥下作战。当时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6万人。以上红军总计接近8万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陕甘的红军后勤部门准备了冬衣7万套，还是不足。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又渡过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不料于1937年春西进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招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的人数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有4000人，野战部队有4.2万人。此外的人员，有地方部队以及院校学生、医院的伤残军人、后方被服厂和制械厂的人员。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3个师，编制4.5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领导人，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一数字也有依据，指的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不包括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招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的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有3万多名经历过万里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保存下来，这是当时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这些人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而且差不多都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当干部带兵。因此，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但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畏精神。尽管后人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有不同说法，但是都证明了一个事实：虽人数减少，但革命力量却增强了，并最终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油画《走过岷山》表现了红军长征接近陕北时的情景，红军到达陕北使北上抗日有了实现的条件。（孙立新作品）
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通过长征得到了实现，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从南方迁到西北，又从那里出发获得新的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征是伟大的胜利。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做的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又说明“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此后的历史进程，充分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
【注释】
[1]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2001，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