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只能靠“取之于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从建立起，就在国民党政权的围攻之中生存，主要在农村根据地转战。革命军队在暴动之初除了大刀、长矛一类的冷兵器外，枪支要靠从敌人手中缴获，火炮数量极少且难以获得炮弹供应。
后来红军建立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根据地，苏区内也有兵工厂，却主要做修理工作。靠着军工战士的艰苦努力，兵工厂能复装子弹，即从战场找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由于没有电机而靠手工磨制，这些子弹打出去准确性很差且打不远。兵工厂还制造些手榴弹，可经常扔出去不响，或者一炸两半。当时苏区和红军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战场缴获的制式子弹先保障机枪使用，好枪则装备主力红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多用土造武器包括梭镖（木标或竹竿头磨尖再装铁刺）。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8.68万人。这支部队出发前做实力统计，枪只有3万多支，包括马步枪2.91万支、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重机枪357挺、轻机枪1322挺。后来有的统计又加上土枪，总枪数为4万支。据统计，中央红军上路时携带枪弹141.8万发，其中缴获的较合用的子弹约80万发，其余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武器，制式步枪射击时也常不放心。中央红军携带的迫击炮有38门、山炮只有4门，炮弹也很少。此外，武器实力统计中还有6101根梭镖。
从武器统计可看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不仅机关、勤杂人员等没有武器，很多作战部队枪支也不足。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陷入被敌军围追攻击的被动处境，一直未进行有较多缴获的歼灭战，总体上是有消耗而又缺少补充，弹药日益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便把有限的火力集中起来使用，在一些关键性战斗形成局部的火力优势，这种办法在生死关头多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强渡乌江时，中央红军将少数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集中使用，在突破口上压倒了敌人，保障了登岸成功。
四渡赤水时的第一仗土城之战没有打好，重要原因在于红军每支步枪不过十余发子弹，川军却弹药充足，其参战的“模范师”又装备了刚买到的进口武器。这一仗红军伤亡人数大于敌军，没有多少缴获而只消耗弹药，情况就显得更为严重。接着毛泽东指挥出奇兵，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打了长征后首次歼灭战，敌军溃逃时又丢弃了一些武器。据当时《红星》报记载：“我军缴获机关枪2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获得了这些宝贵的武器，红军才能有效进行下一步战斗。
油画《红军战士》表现出红军的枪支和弹药不足，一些人还要以大刀作战。（陈坚作品）
在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战斗中，红军17名勇士面对守敌1个营能顺利登上对岸，重要原因是红一团能以6挺重机枪、数十挺轻机枪的集中火力，以及1门迫击炮打敌要点，压制住对面之敌。陈云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曾对此记述道：“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乎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领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
红军长征时，经常将较好的武器集中到少数骨干部队，最典型的就是红军中唯一的“钢盔部队”——陈赓为团长的干部团。该团在长征前由彭杨、公略两军校和红军大学的学员合编而成，战士均是连排以上干部，装备也优于普通部队，很多人还戴东征福建打十九路军时缴获的钢盔。土城战役中，红军面对实力较强的川军“模范师”冲击，战局一时恶化，关键时刻干部团由4挺重机枪掩护，头戴钢盔发起白刃冲锋，一举将敌击溃。当时敌军大都知道红军有个戴钢盔的干部团战斗力极强，以至于闻风丧胆。
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红四团面对铁索桥东岸1个团的守军（其中守桥头的有1个营），在攀桥进攻时集中了3挺重机枪持续实施掩护，准确射击将对岸的敌人打得趴在工事中不敢抬头，从而掩护了廖大珠等22名勇士一举夺桥成功。
中央红军自二占遵义之后，没有再打大的歼灭战，长途转战中耗多补少，到陕北时平均每支枪只有几发子弹。到达陕甘苏区前，1935年10月7日红军陕甘支队在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缴获数百匹战马和10余驾马车的枪弹和军衣。这些马对红军非常重要，但最使战士们兴奋的还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子弹——有些人在回忆录中将其形容为“简直看作比生命还要贵重”。
1935年11月，毛泽东在到达陕甘苏区指挥首战——直罗镇战役时，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歼灭东北军牛元峰部1个师，战斗中以消耗12万发子弹的代价缴获捷克造马步枪5000支、轻重机枪250挺、子弹26万发。这次丰厚的缴获，为巩固陕甘苏区，为红军有效恢复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曾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兵工厂，因而能生产手榴弹和复装些子弹。不过川军因在内陆购买外国武器困难，其枪支有许多是省内自制，射程不远，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缴到也抱怨不已。徐向前等指挥员提出应设法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才能缴获一些好武器，后来在长征过草地后红四方面军在包座战役中消灭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一个师大半，俘获了一批德式武器和弹药。当时的红军如同陈云到莫斯科汇报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同各省地方军阀厮杀，而只高兴和南京军阀交战，因为击溃了一个南京军阀，通常总是得到大批粮食、军械，而地方军阀却寒穷得多了。”
对于从地方军阀部队缴获的劣质装备，红军挑其中较好的给二、三流部队，有些不堪用的便销毁。如红军进入陕甘之初缴获到地方土军阀的一些枪支，质量低劣又不可用的子弹，便专门派了部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用石头将破枪全部砸烂，以免“地头蛇”再用它们祸害民众。(https://www.daowen.com)
红四方面军素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过张国焘自鄂豫皖突围后一直害怕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对胡宗南部总是设法避战，这也是他主张南下的重要原因。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分手后南下，在百丈关同川军主力激战，没有打成歼灭战而只是拼消耗，结果将有限的弹药消耗大半，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又投入战场。张国焘的错误指导，使红四方面军就此陷入窘境，被迫撤向甘孜藏区，在那里虽无太多战斗却也难得到弹药补充。1936年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时，据统计每支枪平均只有5～25发子弹。
红二、红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一向以灵活机动、善打巧仗著称。红六军团经苦战同红二军团会师时，每支枪只有3～5发子弹，人称只够“保枪”之用。后来两军专门挑国民党军孤立之部发起攻击，遇强敌便避开，一直到忠堡之战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缴获了较多的枪支弹药，装备才有了改善。部队还缴获了1门山炮，一直将其带到陕北，这也是红军长征时唯一保存下来的1门火炮（不含迫击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仅剩的1门山炮。
同红军相比，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要好得多，不过国民党中央军同地方军阀也有区别。蒋介石控制的东南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上海一城的财税收入就超过内地十几个省，因而有财力进口较多的外国武器，其中主要是德国枪炮。如胡宗南的第一军等部是中央军装备最好的部队，每个步兵连都配有轻机枪9挺、步枪80余支，每个营都有一个装备6挺重机枪的重机枪连，还有一个营属迫击炮排（装备2门迫击炮）。国民党当局主要依靠进口弹药，国内的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也能生产子弹和仿制步机枪。因此中央军的弹药最为充足，每个士兵在战斗前往往能配备上百发子弹，训练也比较好。
在地方军阀中，东北军、晋军和滇军是装备较好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拥有曾是远东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并自外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日本侵占东北后，进关的东北军还携带着原来的武器，如红军在陕北遇到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每连都装备轻机枪9挺，每营还都有重机枪连1个，每团都有迫击炮连和平射炮连各1个。只是弹药供应比过去困难，虽能由南京政府拨给或自购些子弹，数量却不够充足，东北军认为自己是“断奶的孩子”，不愿打硬仗，士气也很低。山西军阀阎锡山除外购武器，在太原也建有国内有名的兵工厂，红军同晋军作战时发现其不吝惜子弹经常滥射，只是太原兵工厂所制的弹药质量不高。滇军依靠云南靠近越南的便利条件，以贩鸦片为主要财源，外购武器，装备也比较好。如拦截红军的孙渡纵队每连都有轻机枪12挺，旅部直辖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各1个。广西虽穷，桂系军阀仍集中财力外购武器，虽然桂军装备在国内军队中属中等，养兵也不多（平时只保持20个团左右），但桂系部队却比较强悍。
川、黔、青、甘的地方军阀与前述的军队相比，武器装备落后得多。如一些川军和贵州军阀的官兵还嗜吸鸦片，有时在战斗中毒瘾发作，鼻涕眼泪直流，无法坚持打下去。红军打这样的敌军比较容易，长征时行军要绕道西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只是对缴获他们的武器装备兴趣不太大。
由于近代中国各派军阀向不同国家购买武器，人称各派军队成了“万国武器博览会”，红军同各派军阀作战时缴获的武器也不同。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根据地时，看到的红军是由杂乱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说：“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的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直将敌军看作“运输大队长”，靠战场缴获满足自己的需要。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写道：“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战争毕竟是活人之间的较量，想缴获对手的武器就需要拼杀，毕竟要付出鲜血的代价，因此红军选择打什么仗需要慎重考虑，并研究是否合算，消耗大于缴获的战斗通常要算作败仗。想有较多的缴获，就需要打歼灭战，而红军在脱离后方进行长征时打歼灭战十分不容易，缴获敌军的武器比在根据地作战要困难得多。
红军靠缴获敌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装备好且数量多的国民党军却把手中的武器交给对手，这只能用军心士气来解释。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指战员是为翻身求解放，交战时往往不顾生死；国民党兵是受雇打仗首先要保命，一旦形势不利自然会弃械逃窜或投降。
当年长征的红军英豪能够忍受饥寒，不畏艰难和牺牲，并沿途发动群众以得到支援，靠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以维持战斗，是基于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根据唯物主义的原理，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当年千千万万贫苦农民舍生忘死地加入红军的行列，正是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纲领，激起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热望，在万里征途中前仆后继。为改变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外来的民族压迫，许多有救国爱民之心的知识分子也抛弃优裕的生活，投身于这充满危险和艰苦的事业。
这幅表现长征的油画，形象地说明了红军要靠战场拼杀缴获敌军的武器来装备自己。
长征中艰苦卓绝的行军和战斗，使中国共产党人磨炼出一支钢铁般的军队，这是长征最重要的胜利成果之一，同时也昭示着今后必定能赢得全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