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蒋粤矛盾，秘密借道突围
红军在国民党重兵包围圈中能够顺利冲出，走上长征之路，打破极左思维，这些都说明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放弃中央根据地虽然是一大悲剧，但红军主力能转移毕竟还是不幸中的大幸。突围的中央红军能顺利从国民党粤军的防线上通过，关键原因又在于周恩来事先派人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可以借道的秘密协议。可以说，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就靠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作用。
1931年末，国民党南京政府经过连年的名为“讨逆”、实为新军阀混战的征战，表面上各省军阀对其表示服从，实际上那些“土皇帝”仍保持着割据状态。但各派新军阀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都表示恐惧，在“反共”大方向上有着一致性，但在“剿共”中却都要保存实力，甚至要利用红军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这又为共产党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矛盾。
自1931年起，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后，以狂热的态度高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不懂得利用反动营垒内部的矛盾。1933年秋，国民党粤系部队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表示愿意同红军联合对付南京政府，如抓住这一时机就可以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但此刻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的思想主导下，仍将福建政府视为敌对力量，坐视其遭受蒋介石进攻。蒋介石迅速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在中央苏区东部也形成了强固包围，再加上蒋系中央军在北面、西面的不断推进，设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只有南面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在“围剿”中表现消极。
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在1927年便参加了“反共政变”，为保持自己的广东地盘又长期反蒋。蒋介石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任命他为“南路总司令”，陈济棠深知这是一石二鸟之计，蒋介石想让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南京政府坐收渔翁之利。于是，陈济棠借“剿共”之名每月向蒋介石索要60万银圆的作战费，在前线却不肯积极进攻。当时因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位于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央根据地严重缺乏食盐和药物等日用品，陈济棠却同意开放贸易，中央苏区便用当地所产的钨砂同粤军换取急需的物资。在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粤军不断对天鸣枪，商旅货郎仍挑着担子在双方前沿阵地频繁往来的场面。
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他出于同蒋介石的矛盾，同意为红军突围放开一条路。
1934年夏，毛泽东从瑞金到达会昌前线，写下“战士指看南粤”的词句，同时指示应对粤军进行统战工作，宣传“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随后陈济棠也有表示，派高参杨幼敏将3万发子弹送给驻会昌的红军，堪称交战一方送弹药给另一方的奇事。
9月间，陈济棠看到中央苏区形势危急，担心蒋介石“剿共”得手后率大军南下广东，便派出密使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谈判。这时周恩来、朱德鉴于“福建事变”的教训，冲破了以往的教条束缚，认为有必要和谈。此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准备突围，周恩来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力争与南线粤军达成协议，为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突围开辟一条道路。于是，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陈济棠，约定好双方秘密谈判的事宜。
陈济棠的密使回粤后，周恩来招来红军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和情报工作负责人潘汉年，要他们代表中央去谈判，希望能达成协议。临行前，周恩来又同二人约定：“如用电报通知你们，‘你喂的鸽子飞走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
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情景，由于同粤军达成了秘密协议，红军较顺利地通过粤军防区。（沈尧伊作品）
10月5日，潘汉年、何长工两人装扮成富商，秘密来到红军与粤军对峙的前沿筠门岭，陈济棠派心腹特务连长严直秘密用轿子迎接。这两位“陈总司令贵客”坐在轿子中，被抬到寻乌县罗塘镇一幢戒备森严的洋房里，与陈济棠的代表、参谋长杨幼敏等人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https://www.daowen.com)
三、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联；
四、必要时红军可以在陈部的防区设后方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陈济棠的防区用陈的护照。
在这次谈判刚开始的10月初，中央苏区面对50万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已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10万红军被挤压到赣南闽西只有7个县的狭小区域。就在蒋介石准备发起最后总攻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隐蔽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同陈济棠谈判达成协议主要就是为了借道突围。
红军同陈济棠的秘密协议达成后，中央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8.6万人立即开始突围，谈判刚刚结束，何长工便接到一封写有“鸽子飞走了”的电报。对方代表很狡猾，马上询问他们是不是要突围行动，潘汉年、何长工二人支应了过去。接着，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潘汉年、何长工到筠门岭以北的木桥边。周恩来派来接应的干部已等候多时，要潘汉年、何长工二人速去于都。他们赶到那里才知道，红军和中央机关已经开始秘密突围长征，大部队昼伏夜行，行进目标是赣粤边境地带陈济棠部设置的防线，以便在蒋介石制订的代号“铁桶计划”的严密包围圈中钻出一个口子。
为了迷惑敌军，中央苏区留下的1.6万人的部队（主要是地方独立团）接替原来各军团在阵地继续防守，瑞金城内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在主要领导人离开后的一个月继续办公，《红色中华》报照常出版。主力红军又是在夜间行军离开的，根据地内的普通人都看不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大部队已经转移。
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
中央红军西进后，按照双方“可以互相借道”的协定要通过粤军防线。当时陈济棠因为害怕蒋介石知道自己同红军和谈，对下属未说明借道一事，红军先头部队接近粤军阵地时仍受到阻击，双方发生了战斗。红军伤亡3000余人后，粤军前沿阵地被突破，陈济棠令其部队撤至大余、南雄及粤北一线，这算是履行了协议，其实也是为了保存实力。
当时蒋介石并不清楚中央红军已开始突围，陈济棠却大致摸清了这一行动，因此他秘密向前沿军队下令，只要红军不深入广东境内，就不要主动出击。1934年11月5—8日，突围西进的红军到达粤军守卫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未经激烈交战就顺利通过进入湖南。这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赣粤湘边境上国民党军筑有大量碉堡的第一道封锁线、第二道封锁线。至此，蒋介石才发现中央苏区内的红军主力已经远去，恼怒之际派出2个纵队8个师追击，接近湘江边时才追上了红军的后卫部队。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后，陈济棠认为过去的秘密协议不再有用，为抢夺地盘又向赣南红军留守部队进攻，当项英、陈毅等率中央苏区的红军余部突围进入赣粤边境时，粤军还积极“搜剿”，刘伯坚、阮啸仙、贺昌等领导人都牺牲于粤军之手。这一事实说明，陈济棠出于军阀本性，一切行动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签订的任何协议也只能在对其有利时履行。中央红军突围时正好抓住了陈济棠思想犹豫的一个重要时机，才保障了行动的成功。
1934年末，集结在广东北部韶关车站的粤军，主要目标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
反复无常的陈济棠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根据地相继失守后，感到蒋介石是自己的头号威胁。在蒋系中央军主力多已北上或西进追击红军后，他认为“机不可失”，便于1936年6月联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以北上抗日为借口，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出兵想抢占湖南。蒋介石以调兵施压和收买广东空军的方式很快瓦解了粤系军阀，而西北的红军恰恰抓住这一机会得到发展。红二、红四方面军也利用胡宗南的第一军从川北调往湖南的机会，未受太大拦阻便通过草地进入甘南，陈济棠在客观上又帮了共产党一次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