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访问陕北使长征事迹传世界
中国工农红军结束长征后几个月，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道集突然震动了西方，销售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国际舆论界称，这本书“使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以及他当时的夫人海伦，为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做出了巨大努力，多少年间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人称颂。这部书在国内又被翻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为名大量出版，也成为当年的进步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资料。
《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上海复社1938年3月版，胡愈之、王厂清等译。
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英国戈兰茨公司第1版封面。
美国记者斯诺于1928年来到上海，首先看到了惊人的苦难，同时也同宋庆龄等进步的中国人士成了朋友。他由衷地同情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并同来华的美国姑娘海伦结成了夫妻，后来双双到北平任教。他们帮助当地的学生运动，并发表了关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宝贵报道和摄影作品，受到国际新闻界的重视。
1936年初，斯诺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请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介绍信，便冒险前往。美英几家新闻机构出于探秘猎奇心理，提供了采访费用及摄影器材。1936年6月，由“红色牧师”董健吾护送，斯诺与医生马海德到达西安，再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掩护，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心保安（今改为志丹）县城。
斯诺进入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荒凉的小城保安，首先遇到了周恩来，接着又见到了当时还不为世界所了解的毛泽东，从此与他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有着晚间工作习惯的毛泽东，曾花费了几个长夜向斯诺讲述自身从幼年到革命后的人生历程，这一谈话记录成为毛泽东最完整的自传体资料。
红军在各个苏区奋战时，偏僻农村的条件落后，缺乏摄影器材和洗印设备，没有留下多少影像资料。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李克农是唯一背照相机的人，拍了几个胶卷的相片，到陕北后没有条件冲洗，后来带到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时又因国民党抄查而遗失。斯诺带来照相机和16毫米小型电影摄影机，拍下了大量照片和几盘电影胶片，留下了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影像资料。
1936年斯诺到陕北时拍摄到的毛泽东形象。
1936年斯诺到陕北见到周恩来时拍下的照片。
到达陕北后，斯诺看到刚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终日唱着歌，豪迈地走向战场，共产党人在贫瘠的陕北山区里实现了男女平权、免费教育。尽管红军和苏区民众生活简朴，却人人待遇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看惯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等级压迫后，斯诺感到红军和苏区群众是当时中国最自由和最充满活力的人，于是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下这一切。斯诺还穿上红军的军装，跟随彭德怀指挥的西方野战军前往陇东和宁夏，在敌机低空轰炸扫射和大队骑兵卷起漫天烟尘的前线看到了红军战斗的场景。他采访了大批干部、战士和群众，从这些人口中知道了为什么千千万万苦难的中国人要跟随共产党，并在作品中加以说明。
斯诺在陕甘宁地区采访四个月，离开陕北时恋恋不舍，觉得自己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回到北平的寓所，他以满腔热情写下了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几个月后在美英出版，马上创造了销售纪录，还传到几十个国家。全世界由此知道了在当时苦难落后的中国，还存在一个朝气蓬勃的红色区域，还有一支刚经过长征的无畏红军。(https://www.daowen.com)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后，从长远战略利益考虑，开始产生与中共接触的念头。斯诺夫妇回国后，罗斯福还专门请他们到白宫长谈，以了解中国革命力量的情况，并反复询问：“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读到这本书后，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红军长征充满了敬佩，不久后便不顾一切危险来华支援中国的革命事业，并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不惜为此献出了生命。
《红星照耀中国》用英文写作，出版后随即被国内进步人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成为非常畅销的书，尤其成为许多进步青年的最爱。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此书改用中性书名《西行漫记》，不少书商还用了假封皮。抗日战争初期有近4万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其中许多人就是因为看了《西行漫记》而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情。
斯诺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来华之后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在陕北看到了经过长征的红军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斯诺是进入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由于他用西方人的笔法写作，自称是在做“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其作品更易于被接受。那些对国民党长期的歪曲宣传感到厌恶的西方媒体，出于好奇也大量刊登了斯诺的真实报道，结果使广大西方人能够接受。
根据斯诺拍摄的人物照片绘制的油画《红星照耀中国》。（沈嘉蔚作品）
其实，斯诺在书中的政治观点很鲜明，《红星照耀中国》这一书名就说明了他对未来中国前途的估计。斯诺生长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又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染，能以自由民主的追求与中国革命结合，写出轰动世界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畅销的本身，也说明了红军长征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代表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从而能在国际上具有巨大吸引力。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英文写作，出版后很快又被翻译成俄、德、法、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风靡全球。苏联在国内宣传中国革命斗争时，也介绍了长征这一典型范例，并出版了斯诺的作品。1943年春，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的斯诺，就采访过三位参加过森林游击队的青年女队员。她们原先不认识斯诺，当被问到“是谁教会你们打仗”时，其中一个叫莎莉的回答说：“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会我们一些。我们也从一本名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听到自己的书在苏联也有这样多的读者时，斯诺感到非常兴奋，同时也认为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才能感动那么多外国人。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业绩，使全世界共产党人与革命志士从中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当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处于极端艰苦的时刻，当地革命者就以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来激励自己。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游击斗争时，曾两次印刷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小册子，以此激发战士们的信仰，鼓舞他们的斗志。颇有意思的是，纳粹军队进攻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时，也强调了要运用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党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经验。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长征的事迹及其精神更是被广泛介绍到世界，鼓舞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诸多国家。如巴西在1924—1926年也有过一次“普列斯特斯纵队”的长征，即在普列斯特斯这位巴西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领导下，起义反抗政府的千人部队两次穿越巴西全境，转战巴西14个州，行程2.5万多公里，同人数超过他们20倍的政府军进行了53次大战斗和上千次小战斗的拉丁美洲现代史上的一大革命壮举。这次长征虽然最后失败，却促进了巴西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也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进步和解放的斗争。中国革命胜利后，长期担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的普列斯特斯对中国的长征业绩十分钦佩，曾于1959年10月率团访华，见到了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东半球长征的领导者同西半球长征的领导者得以见面时，毛泽东特意设宴招待了普列斯特斯。在此后的岁月中，普列斯特斯经历了政治上、生活上的许多苦难和动荡，直到1990年逝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后来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中，中国的长征已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直至1996—200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仍是其楷模，毛派领导的尼泊尔人民解放军（对外也称“红军”）的军装也是模仿中国工农红军的军装。
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宴请领导过巴西长征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
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解放军战士，2003年摄。
长征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是因为一种精神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长征精神也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勇于奋斗、挑战极限的顽强意志。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走向自然会引发全球的关注。长征作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件大事，长期让外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乃至普通民众瞩目，红军在征途中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和成就表现也长久受到国际上许多人推崇，甚至能超越意识形态。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这位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就专门向长征英雄致敬，认为这是一次“人类意志极限挑战”的英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