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留守处”为掩护主力坚持到最后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向西长征时，苏区出现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送别场面，类似战国时代易水河边送荆轲的悲壮场面，不过区别在于他们不相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是认定革命会胜利，红军还会打回来。
中共临时中央长征出发前，仍决定要坚守原有区域，因此在瑞金梅坑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为书记，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在党内有斯大林亲自赠予手枪这一别人都未得到过的荣誉。自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来，毛泽东虽身为主席但却受排挤而不能起主导作用，项英作为副主席主管政府的具体工作，相对比较熟悉中央苏区的情况，中共临时中央让他作为留守部队的总负责人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不过他是湖北人，与江西当地的干部缺乏联系，也没有指挥过战斗，不熟悉军事。后来黄克诚大将在回忆录中谈到长征前的留守人事安排时，就认为让项英总负责并不合适。
在主力撤走的危急关头，项英能临危受命，也是难能可贵。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到延安开会，被中央和党内同志誉为“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英雄”，这是因为留下的人面临的环境更艰险。
军旅画家孙浩所绘的项英形象。
秦文清、张庆涛所绘的油画《血色残阳》，表现了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人员英勇奋斗到最后的场面。
中央红军长征时，五个主力军团连同中央机关共8.6万人出发，留下的部队编为中央军区，其中仅有一个原来的主力师——红军第二十四师，剩下的都是地方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营，总共不过1.6万人。再加上留下的一些机关人员和伤病员，总共有3万余人。这些人老弱病残多，又没有什么好武器，1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照顾。
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中央出发前，交给项英的任务是坚守瑞金、会昌、于都、宁都这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牵制国民党军，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的计划是，中央红军在湘西站稳脚后，留守部队再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原有的中央苏区。根据这一任务，留下的那些枪支不够、战斗员严重不足的部队，仍然要打正规战坚守阵地。因此，在原来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撤下来的阵地上，又换上了刚由地方赤卫队一类武装升级编成的各县、区独立团、营，继续阻击国民党军向瑞金的进攻。
中共临时中央交代的这一任务，显然不切实际。主力红军尚且不能挡住国民党军的进攻，何况留下的这些弱小的地方部队，他们怎么能保住瑞金这一红色首都呢？
项英送别了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人，马上部署在各个方向的防御，还准备成立新的军团、师。当时因右胯骨被子弹击中而粉碎性骨折的陈毅正躺在床上，面对留下的烂摊子焦急万分。看到老战友项英的部署，陈毅认为不符合实际，并建议：“过去的大规模根据地、大兵团作战的局面完结了。”“在组织上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彻底转变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才能争取斗争的胜利。具体说，就是将留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各县，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
油画《我们一定会回来》表现了红军告别中央苏区走上长征路的情形。（孙立新作品）
这幅油画表现了陈毅带伤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情景。（章仁缘作品）(https://www.daowen.com)
项英听到陈毅的建议后，起初犹豫不决，仍继续机械地执行中共临时中央行前的部署，不肯改变。红军主力转移时又严格保密，其战略意图在留守人员中只有项英、陈毅、贺昌等极少数人知道，广大指战员和中央苏区的群众并不知情。他们大都以为主力很快会打回来，因此还在坚守原有阵地而没有分散行动。
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礼堂，当时是红色政府的象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将近一个月内，瑞金城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仍在项英主持下继续工作，机关报《红色中华》照样每天出版，装出中央和主力红军仍在当地的样子，以显示西进的部队不过是分支。
此时蒋介石因情报手段拙劣，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一个月内仍摸不清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是西进还是留在根据地，加上对过去冒进遭受的打击心有余悸，因而不敢大胆深入中央苏区。1934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才摸清了红军主力已经西进，因而大胆进攻，攻占了已是空城的瑞金、会昌、长汀。项英率领剩余的红二十四师和中央苏区机关转移到赣南的会昌以南的仁风山区，仍集中兵力想打大仗，没有分散打游击。
蒋介石虽看到中共中央已率部西进，但仍认为中央苏区留下的武装和群众是心腹之患，此前向中央苏区调来的50万“围剿”军中只有10万人追击长征的红军，其余大都留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清剿”，目的是彻底消灭革命力量的基础。留下的中央苏区红军没有尽快分散转入游击或地下活动，自然会遭受沉重打击。
1935年初，上万人的留守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被国民党军压缩包围在赣南仁风山的狭小地区。面对危局，项英日夜守在电台旁，一再向中央请示对策。陈毅在旁边说：“中央天天在行军，很难顾得上我们，还是赶快分散突围吧。”此时，项英安排部队掩护陈潭秋、何叔衡、瞿秋白等人突围，并以一部向湘南行动。2月5日和13日，经过遵义会议改换了领导的中央终于连来两电，要求“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采取分散的游击战。
可惜的是，正确的指示来得晚了些，敌军实行了严密的封锁，中央苏区留下的部队多数突围都未成功。3月9日下午，项英、陈毅、贺昌这三个主要负责人决定按组织原则最后一次向中央报告，中央苏区已完全沦陷并已分路突围。接着他们下令砸碎电台，分路突围。由于瑞金以北广大地区是平原丘陵且有敌重兵，难以回旋，只有赣粤边和湘赣边、闽西有高山密林易于隐蔽，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经研究决定兵分九路，安排部分人员分别向西、向东突围，指挥身边的部队向南突围，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打游击战。
国民党“围剿”军向中央苏区开进。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率一个营先行，途中遇敌拦截，部队被打散。贺昌负伤后仍持驳壳枪战斗到底，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在突围中牺牲，省委机关队伍也未能冲出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突围中负伤被俘，写下了《带镣行》的壮烈诗篇后慷慨就义。毛泽东的弟弟、赣南独立师师长毛泽覃只率30余人冲入瑞金南部山区，在敌军搜山时被发现，战斗到最后牺牲。
在这次从中央苏区最后的突围中，转移出去的不足2000人。项英、陈毅、邓子恢等突围人员分散在粤赣边和闽西等地，开始进行游击战。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失陷的无情事实，证明“左”的错误指导不仅造成主力被迫突围，而且导致留守人员迟迟未能转变斗争方式，以致最终也无法在原地生存。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指示留守根据地的红军转变斗争方式，从单纯的消极防御转入灵活的游击战，才使游击战得以长期坚持，并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敌军主力，中国革命力量在南方也才能保留下一些宝贵的战略支点。
左图为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他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牺牲，右图为毛泽覃烈士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