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与《淮南子》综合儒道的教育思想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并立、争鸣、融会的过程，最后产生了《吕氏春秋》这部兼收并蓄的总括性著作。汉初的学术思想也经历了一个自由发展过程，如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所叙述的：“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1]最后也出现了一部相当于《吕氏春秋》的著作，这就是《淮南子》。其早期注释者亦同为一人，即汉末高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淮南子》和《吕氏春秋》一样，都是一人主持、集体撰写的，它的主编是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2]他热心于学术研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多，又有中篇八卷。其中内书即为流传至今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将该书献给武帝，可见该书的主要部分当写于景帝时，献书亦在独尊儒术前夕的朝中儒道相绌之时。

高诱在《淮南子序》中指出该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其大较归之于道”，认为《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更具明显的学派倾向，即接近道家之说。不过，将《淮南子》简单地归入道家或黄老学派也是不妥当的。该书在“共讲论”的基础上写成，刘安还撰有《要略》一篇，以总括全书旨要，并明确指出该书创作意图是：“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显然含有不拘泥一家之言而兼通各家、建立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以适应客观现实及发展变化的意思。这是驾驭全局的官方权贵常有的心理意识。

另外，凡是集体创作，由于作者之间学术观点、思想倾向、论述角度不同，而造成全书思想不一，内容衔接不紧，甚至彼此矛盾，也是常有的事，主编可以在撰写和统稿的过程中起协调、归要的作用，但终究不如一人之作那样统一而连贯。如果就某一篇章或某一思想领域的论述而言，一般还是可以寻出其学术倾向的。《淮南子》中，以道家思想为主的篇章多集中在前面，如《原道训》、《俶真训》等，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篇章集中在最后，即《修务训》和《泰族训》。中间的多数篇目，则融会道、儒、法各家观点，而道家略居优势。有关教育的思想也是如此。因此，研究《淮南子》的教育思想不能笼统而论，也不能仅取一面之辞，而需要结合各篇的有关论述加以具体分析，方能避免片面之嫌，这是与研究其他人物或论著的教育思想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