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透晓的为师资格

王充从他的“治性”、“变性”的教育作用论出发，强调外向的学习、外加的施教，因而肯定教师的作用。他强调“学者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认为“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质，不晓礼义”[101]的人于国家没有多大益处，即使立于朝廷，也不过就像竖根木头作标志一样徒有其表。他指出五帝三王皆有所师，目的是“欲为人法也”，[102]即为世人树立拜师求学的榜样。不过王充并不认为求学必须拜师。他批评那种吹捧有些天才“不学自能，无师自达”的观点，指出无师并不等于不学，有的人“虽无师友，亦已有所问受”；有的人“无所师友，有不学书，是亦游学家习”。[103]只有层次较高的学业，“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104]正因为如此，王充对教师的期望值很高。他说：“知经指深，晓师言多也。”[105]只有胸怀非一、才高志大，于道术无所不包的人，才能“众共宗之”。

按照这样的高标准，王充对历来的教学实际活动多有贬辞。他虽在强调教育作用时赞扬孔子在引导弟子为善时的“教训之功，渐渍之力”，但对孔子的某些具体教育活动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例如对才能较高的樊迟教告详尽，对才能较低的懿子教告反略；孔子对子贡的抑扬之法用得也不尽合理，对宰予昼寝责备太过，向子路发誓求解，终难见信，等等。这些批评虽有挑剔和曲解之处，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王充对汉代经师的教学更是以批判为主。首先，他批评经师只习儒经，五经之后的秦汉之事不屑一顾，而五经之前的远古天地始开、帝王初立之事又懵然无知。他指出：“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106]汉代的教师以专经传授为主，开创了教师专业化的教学途径，其作用不应全盘否定，但教师的知识面过窄确实也影响教育质量。王充又指出经师即使是对本经也不甚了然，他列举属于经学领域的一系列未解问题，证明经师对其经事“又不能晓”，[107]以这样的知识水平从事教学，实在是“愚蔽人”。其原因在于盲从前师之说，随旧述故，“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108]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人、为了仕进，这样的经师当然不可能去“留精用心，考实根核”。王充鄙视只会照本宣科、原封不动地传授先师经说的教师，将他们喻为送书信的“邮人”或传教令的“门者”。他说：

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虽带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也。[109]

这类“不妄一言”的经师唯一的贡献不过是保存“先师古语”代代相传而已，即使当上朝廷博士、郡国文学官，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学术地位。王充提倡学者问难、距师，正是针对这些“坐守师法、不颇博览”的经师教学而发。从总体看，王充不像汉代许多思想家那样强调尊师，也不像许多经学家那样称颂师说。他在《自纪》中不云所学何师，只有“辞师”、“谢师”的记载。他不认为“经明带徒聚众者”属于贤者之列。他将说经的“世儒”仅排列在不学无术的俗人之上，和杨雄的看法相同，也都是出于对当时一般经师知识结构、学术造诣、道德水平和教学方式不良的批评所致，这样的经师既然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也就不可能具有崇高地位。可见教师地位的提高终究要靠教师自身素质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