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才智

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反对恃智逞强、背离大道；法家重视法度秩序，也不赞成发挥个人才智。而儒家总的来看是主张有为和人治的，因而比较欣赏才智，但又强调要受道德规范的制约。这些观点在《淮南子》中均有所体现。

《原道训》认为天是“纯粹朴素，质直皓白”的，而人往往“偶䁟智故，曲巧伪诈”，背离天道。恃智者易狂，狂则“不能避水火之难，而越沟渎之险”。溺死的多是善游者，坠马的多是善骑者，才智不仅有违天之嫌，且有伤身之虞。作者主张：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

这是本自老子“绝圣弃智”的主张，是道家的教化观，不过这里所说的废智不等于灭智、无智，只是“掩其聪明”而已，即不因恃智逞能而行逆道之举。《诠言训》强调“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宁可“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忧，得之不喜”，做到有智（无为）若无智，有能（无事）若无能。这样就能明哲保身，以免招灾惹祸。这是从个人处世角度而言的。《俶真训》认为：“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这是从治国成效角度而言的。既然智愚贤否均因世道治乱而随波逐流，刻意追求就没什么意义了。然而，世道治乱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持道家观点者对此持超脱态度，这正是他们的局限所在。

《淮南子》中也有另一派的观点。《泛论训》中强调：“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主术训》从君主治国的角度出发，以“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为宗旨。一方面高度推崇才智，如文中提出：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

将仁智结合，并列为才能之本。赞扬智者“不可惑”、智者“寡患”，智者可“独断”；另一方面又不赞成专恃才智，指出：“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文中列举汤武、伊尹、孔墨这些圣贤的局限性，认为“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主张智固已多而守者约，反对智固已少而所事者多。《泰族训》要求智者“择善而为之，计义而行之”，强调：“虽有知能，必以仁义为本，然后可立也。”知能则处于从属于仁义的地位。文中还论述了贤智之士的等级层次：

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英俊豪杰，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

这里提出了关于人才鉴评的具体标准，体现小材小用，大材大用的原则。由于受循道要求和施政需要的不同影响，致使《淮南子》作者们对才智的认识存在矛盾心理，但从总的趋向看，还是承认才智的作用，主张合理发挥这一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