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材成德的教育宗旨
自孟子以来，人性的概念虽是明确的，但人们对它的看法，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王充剖析了从孟子到刘向的人性论，试图从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他的精神虽可嘉，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王充除了全盘否定告子人性无善恶说外，对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杨雄的人性善恶相混，都有保留。但他完全赞同的还是春秋战国之交，儒家学者世硕和公孙尼子等人的“性有善有恶”论，并作为自己的观点。他说：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110]
王充介绍世硕的人性论，有两个要点：一、人的本性有善有恶；二、最终成为善人或恶人是教育的结果。这些思想完全为王充所接受，实际上，也是王充的主张。
王充认定“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111]王充以为，三子对人性的看法，各有所得，皆有所失，陷于片面。他便将三家之说杂糅在一起，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其实，不过重复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论”而已。可见，王充在人性论的问题上没有跳出前人的框框。
气一元论是王充人性论的哲学基础，他以“性本自然”，善恶共禀一元气，来说明“善恶有质”。[112]他虽有所得，但也因以自然之气解释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误入歧途。他说：
“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酒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曲蘖多少使之然也。是酒之泊厚，同一曲蘖；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113]
这段话，大体包括三层意思：其一，“人之善恶，共一元气”。因为禀气有厚薄，所以形成了人性有善恶。应当肯定，这一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基于此，王充形成了“人无祖圣贤”、“安得常种”等观点，并批判了当时唯心主义所散布的“见之父，察其子孙”[114]的反动血统论。其二，气和人性都具有道德属性。王充断言人禀受的气都有仁、义、礼、智、信五常性质，并包含在五脏之中。这就是说，一般人具有道德的生理基础。圣人则是特殊的阴阳和气所生，所谓“和气生圣人”。[115]王充赋自然气以道德属性，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以自然主义解释人性，必然向其反面转化的证明。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却为魏晋玄学的“名教顺自然”开了先河。其三，“气不变易，性不改更”。王充的逻辑是人禀天地之气而受性，天地不更，气不会改，性也不可易。他说：“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交易，天性然也。”[116]这段话，存在着概念不清和逻辑混乱，因为人皮肤黑白，高矮胖瘦，行动快慢，判断力高低，都不属于人性的范畴，这些同封建人性的“五常”，“或仁或义”，均无关系，所以用上述生理差别的难以改变，证明人性“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王充十分注意研究教育现象。他在《率性》中例举了大量实际材料，证明“性必变易”，大讲人的本性通过“教告率勉”，可以改变，“在教不在性”，“在化不在性”等等，并从理论上讲明“天道无为”，“人道有为”。而“人道有为”，就表现在“人道有教训之义”，[117]通过教育可以“变易故质”。这样，就否定了《本性》中人性“至老极死，不可变易”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人自身可以征服自然的辩证法。而且，这些在王充教育思想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他说：
“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118]
王充以前的教育家，主要是性善论和性恶论者，他们在教育上各执一端，都有片面性。性善论者以为，只要用“收其放心”，“反求诸己”，“养性养气”，“自求自得”的手段等，就可成为有德性的人。性恶论者，则强调通过“师法之化”，“礼义之教”等教育改造手段，即可弃恶从善成为道德高尚的人。王充是性有善恶论者，在教育上克服了二者的片面性，既注意“养育劝率，无令近恶”，又强调“反情治性”，“辅保禁防，令渐于善”。这样，他对于教育的手段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更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这也是王充高于他们的地方。
王充已经认识到性善、性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通过后天的教育，甚至还可以向相反方面转化。他说：“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119]王充还从理论上概括和发展了墨子的“染丝之叹”，荀子的“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淄，不炼自黑”的比喻。如他的“教之，所以异化也”，“在于教，不独在性也”[120]等等至理名言。将墨子、荀子带有直观性的东西，提到理论的高度，并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因此，王充再三鼓励人们学习和受教育，他说：“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121]又说：“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122]王充的“教导以学，渐渍以德”，“反情治性，尽材成德”，显然吸取了荀子的“化性起伪”、“积善成德”的思想。他认为，一个人不管性善或性恶，只要经过艰苦地学习锻炼和自觉接受教育，“习善而为善”，日积月累，切磋琢磨乃成器。天然铁矿石，经过熔炼和多次锻打，能“变易故质”，可铸成价值千金的宝剑，何况有智慧的人呢！王充还认为，教育对于性恶能起医治的作用。他说：“夫人有不善，则乃性命之疾也，无其教治而欲令变更，岂不难哉？[123]总之，在王充看来，教育对性善性恶者都有巨大的作用，天下没有不可改之性，没有不可教育的人，通过教育都能“尽材成德”。因之，他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他说：“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可勉。”[124]就是说，人性向善的方面变易，不仅依靠学校的礼义教育，而且还需要社会的法制教育和刑法的制裁。令人可喜的是，王充已认识到教育和法制是“勉”和“防”，“前”和“后”的关系，二者的地位和作用算摆正了。王充还肯定只要做到这一切，象丹朱这样的坏人，也可以勉励使他从善。这些看法实在难得。
更难得的是，王充不仅认识到学校教育的巨大作用，而且还发现能否接受教育完全由受教育者所决定。虽同样受教育，但有些性恶者拒不接受，其本性自然不移，将会自取其祸。所谓“不患性恶，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自以为是）而以生祸也。”[125]即指此种情况。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王充认为，孔子“诲人不倦”，其弟子也积极好学，因此，孔子能改造人的自然本性，“尽材成德”。所以王充极力推崇孔子私学的教育效果。他赞美道：
“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门时，闾巷常庸无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称子路，无恒之庸人。……孔子引向教之，渐渍磨砺，闿（开）导牖（诱）进，猛气消损，骄节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盖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也。”[126]
王充这些话，是借孔子的私学证明教育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表明他的教育是“被服圣教”的儒家教育。
王充从“性命在本”出发，非常赞成《尚书》、《礼记》中的早期教育和胎教的主张。他说：“《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及长，置以贤师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贤不肖在此时矣。”[127]王充重视早期教育和胎教，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应该肯定。但他在论证胎教中也有些“虚妄之辞”，如“妊妇食兔，子生缺唇”。[128]这完全是由直观经验推测出来的荒诞无稽之谈。
古代教育家不可能把人看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从不把环境理解为阶级关系，他们的环境概念总是狭义的。王充和以前的教育家一样，所注意的只是择邻取友，上行下效，贤人风化等环境因素。他还从大量材料中概括出“在化不在性”[129]的理论，提高了人们对环境的教育作用的认识。王充虽一再强调环境在人个性形成中的作用，但与教育相比，教还是居主导地位。他说：“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而鄙夫宽。徒闻风名，犹或变节，况亲接形，面相敦合乎？”[130]这里的“徒闻风名，犹或变节，况亲接形，面相敦告”的对比，表明王充对教育和环境在人个性形成中的特点，做了较深刻的分析，又深化了一步。
简而言之，王充对人的素质虽尚存有性善性恶论和“性不可变易”的宿命论赘瘤。但他的基本思想却是“性必变易”，“在教不在性”，“在化不在性”，明确提出教育对人的个性有“异化”功效，有“尽材成德”的作用。这是王充对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特殊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