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王充是秦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哲学家。他的教育思想，在反对当时的正统教育中曾放射异彩，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用唯气论作为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以订真伪，疾虚妄，求事实为战斗口号，多方面地向神化圣人，神化经学，儒家宗教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抵制了儒道宗教化，冲破了笼罩在当时教育上的唯心主义云雾，为中国古代教育家坚持唯物主义开拓了道路。

王充虽然尚存“气数”决定论，但在教育上却强调人为，他提出的足食礼义生，重礼义平安立，是具有唯物史观的论点。王充虽未打破气有政治和道德性，人性有善恶的机械唯物主义枷锁，但在人的个性形成中，他还是强调教育的主导作用，提出了人性有善恶，教育能“尽材成德”的命题。在教育目的上，王充反对培养唯命是从、照章办事的封建官吏。他主张教育在于造就人材，力主培养通明博见，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上书争谏的文儒和鸿儒。这些都是极有见地的看法。正因如此，他反对仅能说一经者为博士、文学，主张教育的内容应博通五经，兼采诸子，“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这同汉武帝以来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相对立的。

在认识论和教育方法论上，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生而知之”的先验主义，力主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在认识的感性阶段，他重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随着认识的深化，则强调“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一认识论的辩证法，被他讲活了。他的重“效验”，重“有证”，虽不同于“实践”的概念，但也有实践的因素。在剖析这些问题时，王充虽有矛盾之处，但从整体上看，无差大致。在教育方法论上，王充提出学问乃知，专心精思，相辩相革，日为成巧，贵通贵用等教育和教学的原则，其中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地方，发了前人未发之论。

以上种种，都是王充对中国教育史的独特贡献，也是他成为一个异端教育家的所在。他对后世的影响也在这里。

然而，王充却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争议的人物，褒贬相悖。人们争议的焦点，是在王充对儒家经典和孔子、孟子的问题上。其实，王充不是道家，不是法家，也不是杂家，更没有创造什么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古文经学家。他所反对的是汉代今文经学家神化孔子和经学，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涉及到对孔子本人，他的《问孔》就是这样的著作。而封建统治者和卫道士决不允许对孔子及其经书提出任何异议的。正因如此，王充的著作被排斥，早已佚亡，就是现存的《论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受到冷落和反对，在王充死后一百多年，才为蔡邕和王朗偶然发现。他们从猎奇出发，把《论衡》当作案边床头读物，秘玩以助谈的稗官野史。后来葛洪从道家的观点出发，曾称赞过王充几句。最典型的还是刘知几，他一方面赞扬《论衡》有的放矢，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指责王充“厚辱其先”，“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207]熊伯龙和熊钟陵从无神论出发，赞扬王充的《论衡》，“发明孔子之道”，同时，批评《问孔》、《刺孟》是“悖于道”，为了使《论衡》“醇乎醇”，他们主张将《问孔》、《刺孟》从《论衡》中删掉[208]。一般封建卫道士都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充及其《论衡》“诋訾孔子”，“名教罪人”，“异端邪说”，“诛心之论”等等。清代乾隆皇帝说《论衡》是“背经离道”，“犯非圣无法之诛”[209]等等。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儒家这一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向其相反方面转化，王充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如章炳麟就特别赞赏《问孔》、《刺孟》的“不避上圣”精神，并认为“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210]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王充及其《论衡》研究的人，愈来愈多，大家认为王充主要是哲学家，这固然是正确的，但王充也是有特殊贡献的教育家。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继承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