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五经，兼采诸子
汉儒为了适应“独尊儒术”政策的需要，极力抬高神化了的孔子和谶纬迷信了的经学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美化三代圣贤，散布“今不如昔”的论调。王充独具慧眼，不随俗流，用气一元论解释社会历史问题。他说：“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气之薄渥，万世若一。”他由此得出古今齐世的理论。他根据这一理论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中，列举了大量实事，讲了许多理由，证明了“汉在百世之后”却“在百代之上”，“汉盛于周”的观点，确立了今胜昔的历史进化论。给汉儒的“好褒古而毁今”以有力的回击，这是王充历史观中非常可贵的思想，也是他运用气一元论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最成功之处。
然而，气一元论毕竟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王充在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时，却不自觉地陷入唯心主义，走向自己的反面，与董仲舒异途同归了。在王充看来，政治、教育、伦理等等社会现象，乃至社会制度，都是从气中引申出来的。他在把自然现象永恒化的同时，也把这些东西永恒化了，这是他的齐世论势必导致出的结果。他在坚持历史循环论时，还是运用气一元论：
“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131]
世界万物都由气组成，“天不变易，气不改更”，“气之薄渥，万世若一”的观点，既是古今社会齐世的理论基础，也为千秋万世之后“帝王治世，百代同道”的齐世论，即历史循环论提供哲学根据。这里的“前后不殊”的德，以及“百代同道”的道，自然是孔子之德，孔子之道，这是王充称孔子为“百世之圣”的道理。不过王充的孔子之道，有别于汉王朝提倡的今文经学，而是古文经学的观点。王充同董仲舒、班固等人的矛盾，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矛盾，也是在野儒家与当朝儒家的矛盾。
王充继承了荀子把礼义作为儒道的核心，治世的纲纪，决定国计民生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中国应该永远是礼仪之邦。而礼义载于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中，因之，教育必须以五经为主要教材。他说：
“《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此言贤人亦壮强于礼义，故能开贤，其率化民。化民须礼义，礼义须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能学文有力之验也。”[132]
“《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论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春秋》、五经，义相关（贯）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经，是不通也。五经以道为务。……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133]
王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儒者，教育内容自然是载儒道的文章，《诗》、《书》、《礼》、《易》、《春秋》。他还针对当时某些人“徒尊法家”，不尊儒术，提出批评说：“不高《春秋》，是暗蔽”，“不大五经，是不通”。这无疑是对“独尊儒术”政策的强化。
为了让人们学好五经，王充对五经的要旨都作过分析。他认为，孔子整理六经皆有本有据，六经不仅“纯壹”可信，而且还是鉴定是非的准则，尤其是《春秋》，在《论衡》中先后谈及一百多处，多属溢美之辞。王充的逻辑是：只有博通五经，才能明道，只有掌握了道的实质，才能博于众事，“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134]即已到达接近圣人的境界。他反对仅传“一经之说”，“守信一学”，认为这是一孔之见，犹如在暗室开一小窗，仅能透一丝之光一样，见识有限，而博通五经则犹如置身于普照阳光的大地上一样，一切景物历历在目。
王充认为，孔子的经书虽是“纯壹”的，但汉之五经已遭秦火，已是“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135]“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的“文篇俱在”，“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失者在诸子”。[136]由于先秦诸子距孔子较近，可用他们的著作，纠正经传中的错误。这是王充博采诸子的目的之一。王充的这些思想，不仅表示了对汉王朝力主推行今文经学和严守师法家法学风的不满，而且也是对“独尊儒术”政策的挑战。
王充还认为，五经和诸子虽都“深指巨略”，但却有“君臣治术”的差别。学习五经是为了掌握“帝王治世”的为君之道，“读诸子以睹相旨”，即学臣子之道。这是王充怀百家之言的目的之二。他曾以读《春秋》为例，将这一问题说清楚了：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137]
意思是，孔子作《春秋》是为历代帝王立经立法，阐明为君之道。因之，王充把孔子尊为有王业无王位的“素王”，五经应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而诸子则是“素相”，学诸子即掌握为相之术。连他最崇拜的桓谭“素相之迹”，也“存于《新论》”之中。王充的尊大五经，博采百家，“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138]的目的昭然若揭了。
在教育内容上，王充虽没有冲破尊孔读经的格局，但他毕竟是一位与经学神学化斗争的教育家。他以求事实，订真伪，疾虚妄为指导思想，写了“九虚三增”[139]十二篇文章，集中力量向离奇古怪、荒诞无稽的“虚书伪文”，“传语之增”，“儒书之增”，“经义之增”开火。他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是传书和子书，有《公羊传》、《谷梁传》、《白虎通义》、二戴《礼记》、《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等。他认为，这些书籍“多相背离”，“失实背本”，所以有市场，就是人们相信这些书是圣人之言造成的。所谓都“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140]。因此，“俗传蔽惑，伪书流放”于朝野。谬种流传，为害甚大，王充忍无可忍，“辩其虚实”。应该肯定，在这里王充所作的批判，从经学史和教育史上看是有益的。
在儒学越来越神秘化、宗教化的东汉，王充敢于直接向这种学风宣战，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要害。这无疑是对儒家经学的“净化”运动。以后，张衡、王符、仲长统继其后，他们都接受了王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