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仁义

从“道”与“事”的关系的论辩出发，导致对道德与仁义的关系的论辩，仁义以及礼乐是当时治人之要，也是最重要的规矩准绳。按照道家尚自然、无为的观点，由“道”至“德”、至“仁”、至“义”，是一个逐步退化的过程。《淮南子》中多处论及这一观点。例如《本经训》中指出：

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脩也。

《齐俗训》中指出：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这都是继承了老子“大道废，有仁义”的观点，将仁义礼乐等意识和行为规范视为衰世的产物。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看当然是消极的，但其中也有辩证色彩，人为的规范越多，往往反映了不规范或需要规范的现象越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特别是随着阶级的出现，社会矛盾的多样化，政令制度和道德规范越来越重要，应该视为社会的进步，而道家向往原始的纯朴，则是倒退的思维。《淮南子》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本经训》中承认仁义礼乐“可以救败”，尽管是“非通治之至”。《览冥训》则赞成当今之世“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这已背离了老子“绝仁弃义”的思想，而体现儒道结合了，符合汉代黄老学派的观点。《泛论训》尽管仍持仁义为“衰世之作”论，但提出：“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将仁义推崇为万世不变的准则。《主术训》中强调“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仁义已成为立国之本。至最后一篇《泰族训》，更是主张“圣人一以仁义为之准绳，中之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按这个标准，反对行仁义的道家岂不更该划入“小人”之列？至少是不切实际的虚论家。《淮南子》中关于道德仁义的不同观点，体现了当时儒、道相绌的思想背景，儒家的观点则有居于上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