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物由学，贵通贵用
自董仲舒、班固等人神化孔子和经书以来，汉代学风日趋“浮妄虚伪”，一些儒生专以背诵儒家经典，严守师法家法为能事。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已谶纬迷信化，多系“神怪之言”；另外，也极为烦琐，注解一部经书少则几十万字，多则上百万。秦延君解释《尚书》的“尧典”二字，竟用十余万言。对此，王充深恶痛绝。他在教育方法论的思想上，坚持订真伪，疾虚妄，并提出了务学问、求精思、重辩论、讲习为、贵通贵用的教育原则。
王充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比英国培根早1600多年。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儒生以学问为力。”[151]他还慨然肯定不管什么人，知识愈丰富，力量也就越大。“垦草殖谷，农夫之力也；勇敢攻战，士卒之力也；构架斫削，工匠之力也；治书定簿，佐史之力也；论道议政，贤儒之力也。”[152]他告诉人们，农民、士卒、佐史、贤儒各有所长，其力不一。学习经书文吏不及儒生，“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153]他轻视工农业生产知识和工农业劳动，认为知识能力是有尊卑的。他说：“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154]劳心荣于劳力，以知仁义，能安邦治国为最尊贵，这正是王充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立场的表现。
1.学问乃知
由于王充已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学识渊博者其力无穷，犹如泰山东海能生养万物，出产奇珍异宝。因之，他非常重视为学求知，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尤以“学问乃知”的实践和理论最为突出。他已认识到学问是从学与问中求得的，获得知识的过程，就是学与问的过程。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155]他把学之问之乃知概括为所有人的学习规律，肯定了在为学道路上是平等的，也确立了“学问乃知”的唯物主义认识原则。因为王充极为重视“学问乃知”，所以他对学与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好学博通，多问善问，学问结合等。好学博通是认真读书，王充已认识到学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他说：“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156]基于此，他提出：“好道乐学，故辨于物。今则不然，饱食快饮，虑深求卧，腹为饭坑，肠为酒囊，是则物也。……今闭暗脂塞，无所好欲，与三百倮虫何以异，而谓之为长而贵之乎！”[157]意思是，好道乐学是人与动物的区别，那些只知享乐、不务学问的人就是“饭桶”、“酒囊”式的社会寄生虫。因此，他主张一个学生应以“好学勤力”，“勤学不舍”，“且死不休”的精神学习。
王充的“学问乃知”的主要之点是；多问善问、学问结合，反对唯师是说，唯书是信。他说：“子入太庙，每事问，不知故问，为人法也。”[158]“问事弥多而见弥博”[159]。多问善问，在学习书本知识中，表现了充分发挥独立思考，善于提出问题，敢于坚持不同意见，以“疾虚妄”的精神，批判“俗书伪文”。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百家之言，乃至于孔子、孟子等人的著作，都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质问，有否定，也有肯定；有批判，有存疑，也有继承。他这种学中有问，问中有学，学问结合，不迷信书本，敢质问权威，勇于坚持正确意见的胆略，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王充多问善问的精髓，是反对盲目地“信师”，唯师是听。他首倡“拒师”。“拒师”是反驳教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拒）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160]就是说，大凡做学问，不在于有才无才，关键在于敢不敢“拒师”以问，向教师提出不同意见，师生共同讨论难以理解的问题，研究道的本质，明确是非曲直，才能掌握深刻而系统的知识。
“问难”是学生质问教师。王充认为，教师在讲课中往往会出现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师“仓卒（猝）吐言，安能皆是”，[161]从而给学生形成错误的知识；二是有时候教师讲课“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162]出现自相矛盾；三是教师“尚未可谓得实”，讲课“意沉难见（现）”。[163]即教师本人尚未吃透教材，学生自然听不明白。在这三种情况下，学生应当“拒师”而问。通过“问难”和教师的解难，学生不仅可以明确是非，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提高学习质量，而且也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只“专精讲习，不知难问”，“遂结不解”，就谈不上教学质量了。王充的这些看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所谓“极问”，就是学生向教师打破沙锅璺（wèn）到底。王充提出在三种情况下，学生应当“极问”于师。即当教师讲课肤浅粗略即“浅略未及”时，或者没有讲深讲透、学生“不能尽解”时，甚至由于道义艰深，学生接受不了即“不能辄形”时。
通过学生的“极问”，教师可将过去阐发不够的问题，加以补充，把所讲的问题系统化、条理化，或把问题深入浅出、意旨分明的交待清楚。就是说，“极问”的功效，可使“浅言复深，略指（旨）复分”，是一个“激而深切，触而著明”[164]的方法。“极问”和“问难”一样，能充分发挥学生自学的积极性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是王充对孔子的教学相长和启发式教学思想的发展，也是他对我国古代教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最后，从王充的“学问乃知”的整体而论，他是提倡尊师重道的，而且更重视道。在师与道发生矛盾时，应尊道而拒师，从道不从师。这有别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师严道尊。他的观点包含学术民主和师生关系平等的合理因素。
2.专心精思
王充从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出发，引申出士志于道和专心精思来。他认为，这句话是孔子为志于道和专心精思树立了榜样，“可为人法”。[165]王充肯定人“皆有所志”，而“志所欲至”，但唯志于孔子之道者“任重而道远”，志向高洁。他说：“儒者所怀，独已重矣，志所欲至，独已远矣，身载重任，至于终死，不倦不衰，力独多矣。”[166]自志于道的士阶层出现之后，把道看得高于一切，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身取义”，曾参曰：“死而后已”。王充继承了他们以身殉道的精神，主张“至于终死，不倦不衰”。王充认为，孔子之道最高尚，只有穷经才能达圣意。穷经达圣意后，不仅对社会有归化的作用，而且也能使个人的理想和情操变得更崇高。他说：“习善儒路，归化慕义，志操则励变从高。”[167]又说：“其积学于身也多，故用心也固。”[168]就是说，一个人知识愈丰富，品质愈崇高，学习的意志愈坚强。在这里，王充较辩证的概括了知识、道德、情操、理想的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到它们以知识为主导，互相促进发展的规律。
王充曾用桐树和檀树木质各异为例，说明“大器晚成”这一观点，“枫桐之树，生而速长，故其皮肌不能坚刚。树檀以五月生叶，后彼春荣之木，其材强劲，车以为轴。”[169]他又说，“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干将之剑，久在炉炭，铦锋利刃，百熟炼厉。久销乃见作留，成迟故能割断。”[170]王充试图说明成为大器，需要一个长期努力和艰苦磨炼的过程；而“轻躁早成”者，没有艰苦的磨炼，短时间内“生而速长”，所以二者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有无成就，不在有无才能，而是要立志于学，持之以恒，日久年深，自然会成大器。否则，素质虽好，仍将一无所成，所谓“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菰瓠不能伤；筱詧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穿”，[171]就是这个意思。可见，王充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道有为”，从而抛弃了他的命定论。
王充在总结孔子以来的学习经验时说：“圣人之好学也，且死不休，念在经书，不以临死之故，弃忘道艺，其为百世之圣，师法祖修，盖不虚矣。自孔子以下，至汉之际，有才能之称者，非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不说五经则读书传。”[172]他还从反面概括出“用精不专，无思于事”。[173]据此，在学习上他提出“用精于学，勤力不休”[174]的要求，他认为，“惟精思之，虽大无难”，[175]“愚夫”也“能开精”。因此王充极力主张“专心精思”，即专心一意，集中精力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王充虽提倡“专心精思”，但也注意到人的精力有限，能力有大小，必须“能量其力，能别其功”。做到有张有弛，有节奏的学习，切忌强力自极，使气力竭。这样不仅不能功成业就，而且还会毁灭自己。如“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颜回想超过孔子结果造成“仆顿之祸，孔子力优，颜渊不任也”。还有“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精思不任，绝脉气灭也”。[176]如此等等，意思是说，秦武王、颜回和郭路不自量力，贪取不任之功，都死于非命。王充主张量其力，能其任，别其功的统一。这里包含着量力性原则的合理因素。
3.相辩相革
王充的一生是在理论批判中度过的。他在阐明著《论衡》的动机时，曾援引战国人对孟子好辩的反映，以及孟子的解答。对这些王充都表示赞同。他说：“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忍哉！”[177]孟子为了宣传儒家思想，抨击杨、墨。王充为了反对把儒家宗教化，抨击今文经学家解经，使“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他要辨真伪，反虚妄，明是非，核实儒道之真谛，也是不得已而写《论衡》，与今文经学家公开辩论的。
不仅如此，王充在理论斗争中，已逐渐认识到相辩相革的普遍性。这是他超过孟子的地方。他说：
“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亦有或辩口利舌，辞喻横出为胜；或诎弱缀跆，蹥蹇不比者为负。”[178]
在王充看来，人们之间的辩论争讼等等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按常理应当是以是非曲直决定胜负，但也有靠“辩口利舌”，强辞夺理取胜的，或因“诎弱缀跆”，有理说不出而失败的。王充还从历史中认识到，从孔墨以来，直到汉代各家许多理论和学术上的是非曲直，难以弄清楚。因之，理论和学术上的对立、争论是长期的、复杂的，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辩论，才能确定孰是孰非，做出正确的结论。
王充主张在教学中学生应“拒师”以“问难”和“极问”，是提倡师生相辩。他称道桓宽的《盐铁论》，桓谭的《新论》，以及他所以写《论衡》都是以著书立言的形式进行辩论，以期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理论和学术问题。他还颇有创见地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179]并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剖破浑沌，解决乱丝”。[180]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王充似乎已认识到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而这种斗争又是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异常尖锐的。
王充认为人们的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曲妙人不能尽和，言是人不能皆信”。而且在辩论中，有时少数人的意见，还是正确的。他说：
“与世殊旨，虽言正是，众不晓见。何则？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还以从实也。是故正是之言为众所非，离俗之礼为世所讥。……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和歌与听言，同一实也。”[181]
王充以为，造成“与世殊旨，虽育正是，众不晓见”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还以从实也，”意思是因为多数人陷入不良的世俗日久，“晓礼者寡，则知是者希”，不能自拔而服从真理，所以真理却为多数人所反对，少数人所赞同。其二，“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即歌妙曲者能和者少，说实话者同意的人少。这一句话后来被人们锻炼成“曲高寡和”，“言实然鲜”警句式的成语，很有哲理味道。可以看出，王充所分析的为什么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原因，实为真知灼见。更可贵的是，王充根据相辩相革的原则，正确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不惧权势，不畏世俗，敢于向汉王朝的“国宪”谶纬神学，官方的今文经学，以及一切世俗偏见公开宣战。他写《论衡》时，明知“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拨世之言，訾于品俗”，却非要“辩论是非”。[182]在这场斗争中，王充坚持真理，颇有信心。他以为，他的《论衡》会“名传于千载”[183]的。相信真理虽暂时只在少数人手里，但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所认识的。他的这一认识符合辩证法，与古代真理观相比，深化了一步。
在政治工作和道德修养中，王充也主张相辩相革，尤其强调相革。如他所列举的“楚庄王好猎，樊姬为之不食鸟兽之肉；秦缪公好淫，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都是用“拂其欲而不顺其行”[184]办法，来制约君主的偏颇行为的。这是对相革规律的运用。还有“西门豹急，佩韦以自宽；董安于缓，带弦以自促”，这是把“佩带变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185]。可见，相革也被王充看作普遍规律。可以利用它来促使某些事物向其反面转化，制约某些不良品质顺其趋势发展造成恶果。应该肯定相革教育方法，在道德修养上有重大意义。
最后，必指出王充的相辩是以相革为哲学基础的。王充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气组成，而气具有“同气相成，殊气相革”的性质。因之，“同气相成，殊气相革”，是自然万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在二者中，王充尤为重视“殊气相革”。他肯定在生物界存在着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而人类也不例外。当然，王充把“万物相刻贼”作为自然和社会的共同规律，是不恰当的。但他在公元一世纪的古代中国，就试图以自然法则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做法，尽管是幼稚的，却也有部分真理所在，有朴素辩证的成分。所以在教育方法上可取之处甚多。
4.日为成巧
熟练技巧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表现，也是人们完成各种活动的必要条件，其活动愈复杂，所需要的技巧水平愈高。而王充认为一切知识、技能、技巧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实际锻炼。他举例说：
“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186]
那么，齐地、襄邑的普通人，或者笨拙的女子，都能制成精美的刺绣或锦缎，而其他地方的“材士”和“巧女”为什么不能呢？就是因为前者“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逐渐形成了技能和熟练技巧；后者虽资质较好，但是“未尝见”，“未尝为”的生手，怎么能行呢？以此推出，“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这就是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才能，这些才能都是从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因之，熟能生巧，虽难也易。正因如此，如果因为没有见过，没有做过，而不会做，便抱怨自己愚蠢，那是不正确的。他说：
“方今论事，不谓希更（经历的少），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为，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儒生材无不能敏，业无不能达，志不肯为。今俗见不习，谓之不然；睹不为，谓之不达。”[187]
在这里，王充将“希更”与“材不敏”；“未尝为”与“智不达”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一个人经历的少，不能说他“材不敏”；“未尝为”，也不能说“智不达”。只要立志去做，就一定能在实际活动中使自己的学业、才能增长起来。王充的这些话，不仅在破除先验主义和解放思想上有重大作用，而且在鼓励人们努力掌握知识、技能、技巧上也有积极意义。表现了王充高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再次抛弃了他的命定论。
5.贵通贵用
王充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把贵通贵用作为教学过程的归宿点和考察教学质量的最根本的标准。他的这一观点，带有理论结合实际性质，对先秦教育家的学以致用思想，是一个重大发展。
贵通贵用又是以贵用为归宿点的，所谓“博通能用之者也”。[188]当然，贵通也有自己的内涵，并且是有的放矢的。首先，贵通是针对汉武帝以来，“以说一经为是”，能说一经即可布衣为公卿。王充责难这一学风时说：“博者，岂徒一经哉！不能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是者，其宜也。”[189]意思是说，只有博通五经，才算是“通明博见”的通人。而认为能讲一经就够了，是安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其次，贵通还是针对汉武帝以来的“独尊儒术”的政策而提出的。王充说“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
可见，王充的贵通是向汉王朝的正统学风公开宣战。
总之，贵通是要求为学者通晓当时的一切学问，即“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王充对通人的具体要求是：“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使人通明博见，其为可荣，非徒縑布丝绵也。”[190]王充把博通古今的人，称为“通人”。他所反对的是，“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191]恰好是他所说的“通人”的对立面，是他最反对的。
所谓“贵用”，就是说，知的目的在于运用，即“知而能用”。他是针对汉儒“食古不化”的学风提出的。他们讲“师承”、“信师而是古”，解说经书严守师法家法，动辄数万乃至十万言，尽在谶纬迷信或烦琐考证中兜圈子，一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没有。基于此，王充明确提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192]就是说，贵通是为了贵用，仅通而不能用，不是人材，不过是“鹦鹉能言”式的藏书家、书篓子、书箱之类的东西等等。
贵用是以贵通为基础的，因此，王充的贵用涉及范围也相当广。他说：
“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者，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妙）思自出于胸中也。”[193]
从这大段话中可以看出，王充的贵用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孔子仅要求学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王充则要求学生不仅知草木之名，而且还要用草木之实，即“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如果知草木而不能用，就没有达到贵用的要求。这是王充对孔子的名实关系的重大发展。其二，孔子诵《诗》三百目的是为了“授之以政”，“使之四方”。王充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著书表文”，也必须掌握博通能用的原则。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194]意思很清楚，王充要求，不仅读书人要贵用，而且“著书表文”者更要贵用。因为这是为人立法立说，所以一个人所著“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也是解决一个名实关系问题。其三，妙思于胸，能“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他认为，孔子的《春秋》，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包括他的《论衡》，都是这样的希世之作，“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195]由此可见，王充的这三个要求已冲破了他对“通人”的要求，达到了鸿儒的境地。可见贵通贵用是具有普遍性的教育原则。
要而言之，王充的贵通贵用原则，对先秦诸子的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以及在名实关系的问题上都更深化了一步，带有理论结合实际的因素，使教学的阶段性更为明朗化。这是王充对认识论和教学方法论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