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的方法——反对迷信，提倡难问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教育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当时儒生以为儒家经传是圣贤所著，都是正确的，不容怀疑。老师对经传的讲解也是全对的，必须背诵。从来不敢向老师提出什么疑问。一代传一代，严守家学师法。这就形成一种传统，即经学传统。迷信古书，迷信老师，这是当时教育界的最大弊端。所以，王充在《问孔篇》的开篇就提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圣贤说的话，著的经传，都是对的，不用怀疑，只要全都背诵下来，也就行了。王充认为这种死背硬记就像鹦鹉学舌那样，不能理解圣贤的思想，“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死背硬记，不能理解，也就不能应用。不能应用，就无法在社会上实现价值。所以，对知识要“博通而能用”（《超奇》），才能有社会效益。

王充认为，圣贤认真写书，还不能没有错误，“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问孔》）圣贤说的话有错误。有错误而不能反驳，把错误当作正确的，胡乱接受，这哪里是严肃学者的治学态度？圣贤说的话是对的，由于“意沉难见”，意义深刻，难以理解，如果不问，那还是不了解圣贤的意思。由于不能难问，所以，“世之儒生，不能实道是非也。”（《问孔》）无法分清理论上的是非。

王充认为，为了辩明是非，提高认识，在教学中，师生可以而且应该讨论。在读古代经典时，对不明白、不理解、不同意的地方，也可以提出疑问，或者驳难。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有根据，有道理，为什么不能提出来跟孔子商榷一番呢，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大圣人孔子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偶像，连皇帝这样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也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王充居然敢“伐孔子之说”，提出17个问题，来难问孔子。实在了不起！王充哪来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哪来的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王充的勇气来于求实的精神。他讲疾虚妄而求实诚。为了求实，他认为自己的感觉是基础。即使是圣贤，也“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实知》）。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极为复杂，有虚像，也有假像，所以，只凭耳目，容易出错。王充认为，要辨别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如果不用心思考，那么，“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或者“以实事为非”（《薄葬》）。多思考，多难问，多讨论，才能获得正确认识。

王充著述宗旨是“疾虚妄”而“归实诚”。虚即虚假，不合客观事实。实就是客观实际。疾虚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妄指不合道理，诚指确有道理。“疾虚妄”而“归实诚”，用现代话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来容易，但在迷信圣贤、迷信老师、迷信古籍的时代，要坚持实事求是就相当困难。王充把“实诚”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置于最高地位，并用来评判圣贤经传。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充的勇气来于效验意识和唯实精神。用“实”去检验一切理论。“实”的权威性取代了一切理论的权威性。这就是古代唯物论哲学家王充敢于“问孔”的勇气所在。反对崇拜偶像，反对迷信成说，提倡真实的知识，认为真实的知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是任何时代开明思想家的共识。近2000年前的封建时代思想家王充，1500年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培根，以及近现代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这种共识。这种开明思想有利于培养有创造能力的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