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与“事”

《淮南子》将“道”视为宇宙观的最高范畴。其首篇即为《原道训》，认为“道”是“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的超越时空的无限存在。它“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是一切事物产生和演变的本原和依据。“道”本身则是“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的。这种浑然无形、神秘莫测的“道”，体现于具体事物即为“德”，换句话说，一个事物含“德”即处于符合自然本性的正常的、合理的状态，否则就是异常的、不合理的。《缪称训》中指出：“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道”与“德”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道家最为推崇，儒家及其他学派也同样重视，且从概念上的理解大体相同，只是在质的规定性及表现形式的认识上各有差异。

根据“至道无为”的观念，“道”与“事”是对立的、互损的。由于“事”因人而为，不仅背离“无为”之旨，而且往往限于局部，生硬拘泥，烦琐支离，破坏大体，亦难以通变。因此作者主张：“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这种执要、因循的原则正是汉代黄老学者所推崇的。“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如果能一归于道，就可达到“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的境界。治人也是这样，作者认为：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

也就是说，如果通过人为的外界影响使人产生知觉好恶，就违背了“人生而静”的天性，也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的法则。因此“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道”不待万物之推移，也不因一时之变化，只要遵循它的规律运行即可。“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规矩不能方圆，钩绳不能曲直”。总之，人为的标准措施是背离“道”、妨害“道”的。这是继承了道家无所谓是非善恶的相对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反对拘于形式的教条式的标准是正确的，但世间不可能没有规矩准绳的具体衡量尺度。《淮南子》中亦存在不同意见。如《说林训》中认为：“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尺寸虽齐，必有诡。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肯定规矩准绳的规范作用，同时提出还应有更高层次的衡量尺度来鉴定一般的衡量尺度，即“用规矩准绳者，亦有规矩准绳焉”。《修务训》中列举历代圣贤为民兴利除害的种种制度措施，证明“听其自流，待其自生”的消极无为观无助于天下国家，认为对“无为”的正确理解应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从而否定“事”与“道”是对立的，关键在于是否“循理”，实际上是借“无为”的旗号宣扬合理的有为，即按规律办事。因而提出：“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班不能以定曲直。”完全肯定了规矩准绳的必不可少的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