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鸿儒的人才标准
王充守志疾俗，怀才不遇，对当时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深有感触，并对造成这些不合理现象的原因进行剖析。他对贤才标准及选拔方式的论述，不局限于笼统的原则和一般化的赞颂，而注意有的放矢、明确具体以及正反面和高低层次的参照。
汉代选官，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理论上都体现选用贤才的原则，且有一定的标准和选拔方式，实际上，选拔之权掌握在主管官员手中。被选拔对象从才干类型可分为两类：通经学，具有学术理论造诣的为儒生；善文牍，在官府从事具体事务的为文吏。顺帝规定选举孝廉“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虽是王充之后的事，但也说明汉代选士对象可分为儒生和文吏两大类。王充从才学造诣看当属儒者类型，他历任州县功曹、从事，身份上又属文吏，故有条件对儒生和文吏进行比较，阐发自己的贤才观。
王充认为“儒生文吏皆有材智”，总的来说：“文史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64]如果具体比较的话，则儒生优于文吏。儒生的长处体现在学问上。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65]儒生以五经为学业，渊博深奥，需较高的素质及投入大量精力方可学成；而文吏习文考事，靠的是实际训练和积累经验，“吏事易知而经学难见”。[66]且二者的适用层次也不同：
五经以道为务，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假如材同，当以道学。如比于文吏，洗污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于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67]
“道行事立”是具有合理性的命题，但以五经为道本则是局限于传统儒家认识。由于儒生掌握圣人之道，能明辩是非、权衡得失，对施政方针措施提出批评建议，故“长于匡救”。而文吏没有这种判别能力，只能耽于俗务，埋头处理具体事项。对于文吏之业，儒生不是不能，而是不习；不是不达，而是不为，文吏则绝对不及儒生之业，正如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一样。不同的学习经历也造成儒生与文吏在道德水平上的差别：
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诵，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68]
他的结论是：“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也。”[69]这样说是有点过于绝对化了。不过王充曾长期在州县衙门做事，对吏治腐败有切身体会，揭露官吏徇私弄权、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可谓淋漓尽致。他认为教育素养与道德水平有密切联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充分析了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原因，主要是当权长官庸碌无能，且安于享乐，不理政务，对于日常具体事项多付诸文吏处理。而文吏长于“破坚理烦”，又能阿谀曲从，故深得长官欢心。儒生从事吏务是所学非所用，理事排难的能力往往不如文吏，且自恃才高志大，不拘末节，对政务恣意褒贬，忤上犯俗，如此很难讨上司喜欢。大权实际上旁落于文吏之手，这是古代官场常见的现象，他们好恶相同，互相提携。“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70]王充指出重文吏轻儒生的风气也给教育事业带来不良后果：
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超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徇今不顾古，趋雠不存志，竞进不案礼，废经不念学。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材能之士，随世驱驰，节操之人，守隘屏窜。驱驰日以巧，屏窜日以拙，非材顿知不及也，希见阙为，不狎习也？盖足未尝行尧禹，问曲折；目未尝见孔墨，问形象。[71]
这种局面是对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政策的极大嘲讽！根本原因在于朝政昏暗，士风不正，但也和儒生脱离实际、不善政务的弱点有关。“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72]。王充对这种只能说经的“世儒”是不大瞧得起的，而推崇能著作的“文儒”。应该说明的是，文儒与文吏不同。“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属表章笺奏一类的官府公文。而文儒则擅长学术理论著作。有人推崇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王充表示不同意，他认为世儒说经不过是重复圣人成说，“务同”、“义钧”而已，“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而“文儒之业，卓绝不循”，[73]并非一般人都能有所著作。他认为：“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74]文儒的著作才是传世不衰的，连世儒也要借助文儒之书才能传闻后世。王充又进而将人才分为四等：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之又超者也。[75]
儒生和通人相当于前文的世儒，而有知识广度的差距；文人和鸿儒相当于前文的文儒，而有著作水平的差距。王充推崇著书立说，认为“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繁文之人，人之杰也”。[76]他将“鸿儒”作为贤才的最高层次，欣赏的也是周公、孔子直至汉代陆贾、司马迁、刘向、杨雄、桓谭这些思想家，贬抑申公、欧阳生这些经师，一般说经者就更不待言了。王充贬低从事具体事务的文吏，也贬低学习、传授经籍的儒生，是有片面性的。但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不良的学风和士风，在揭示“道”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方面还是有发人深思之处的。
王充在《定贤》篇中还全面批判了当时判断贤才的一系列错误观念。他认为高官富贵、事君寡过、选举皆善、人众所归、民心歌咏、职有功效、孝悌父兄、免遭刑戮、委国去位、离俗洁行、恬淡无欲、举义礼士、经明教授、通览古今、权诈将兵、辩口巧辞、文笔敏捷、赋颂弘丽、清节守志均不能视为贤者，并一一予以说明。例如，他在分析以举荐方式选拔贤才的弊病时指出：“选举多少，未可以知实。”因为“著见而人所知者举多，幽隐而人所不识者荐少”，这样一来，那些“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者”往往获得多人称誉，而清正志浩之士反因不随俗而遭诋毁。这正是汉代察举取士制度的一个严重问题。该篇最后提出了识别贤才的标准和方法：
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也，而举是。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
这里只是笼统地提出贤者应具善心，体现为善言、善行，具体一些也不过止于立人伦、序尊卑而已。王充既已否定了当时有关识别贤才的各种标准和基本方式，又很难再拿出新的具体而可操作的东西来。王充有关贤才的论述明显带有因个人仕途坎坷而愤世疾俗的情绪痕迹，但他的许多分析批判还是颇有见地、值得引以为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