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王充非常重视人的认识能力，认为这是人所以为万物之灵的根本条件。他说：“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141]“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142]他还反复论证圣人不能“生知”，“须学以圣”。王充的这些思想，不仅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也阐明了人在认识世界的能力上不存在上智下愚的鸿沟，一刀斩断了孔子留下的“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尾巴。他肯定了一切人的知识都是依靠这种认识能力，通过后天的各种学习活动得来的。他说：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143]
“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144]
王充肯定从愚夫到圣人，要知“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只有两条道路；一是“知物由学，学之乃知”，这是认识的方法，又是认识的起点。二是“不问不识”，“待问乃解”，这也是认识的方法。可见，他已认识到人的学问，是从学与问中求得的。在这里，王充彻底否定了那时流传甚广的圣人“生知”、“先知”的先验主义，确立了“学问乃知”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王充的这一历史功绩应永标青史。
然而，王充断言那时经过学和问解决不了的问题，千年之后也未必能解决。这些话在当时虽有否定圣人无所不知的积极意义，却走向不可知论的迷途。
王充在反对“神而先知”的斗争中，明确肯定了人的知识经验是后天获得的，并且首先是通过人的感官获得的，即“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145]这句话，也从正面说明任何感知和表象都由人对客观世界的接触产生的，感知是人认识世界的前提，这种感性认识也是王充认识论的第一阶段。王充已经认识到人的感觉不仅受能力和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还经常产生“虚象”，即产生错觉和幻觉，甚至于会发生“以实事为非”的现象。由于上述原因，王充为了明真伪，定是非，由“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上升为“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既是认识过程的飞跃，也是王充认识论的一个飞跃。王充从“任耳目”到“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化，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是王充认识论的第二阶段。他说：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146]
王充接受了墨家“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进一步指出思维活动对认识事物本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心而原物”，“必开心意”的要求。他希望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首先要“留精澄意”，即集中精力，认真思考。他还提出许多思维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揆端推类，原始见终”。即找出事物的因果关系，就能由始见终。
（2）“按兆察迹，推原事类”。就是根据事物的征兆迹象，抓住它们的本质联系。
（3）“推原经验，以处来事”。是用已有经验，预见未来。
（4）“由微见较”，“考查前后”。这样就可以把握事物的发展过程。
王充以为，只要善于灵活运用上述思维方法，达到“任术用数”的程度，就可以“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147]。从现象到本质，有“先知之见”。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但能灵活运用这些思维方法。王充这套思维方法，基本上属于比较分析、推理判断、归纳演绎等形式逻辑的范畴。但他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强调“任耳目”和“开心意”相结合，驳斥了先验主义，将古代认识论推进了一步。
王充提出了“效验”的概念，作为认识过程的重要阶段，并作为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148]“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149]“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150]王充非常重视“效验”，要求人们的认识符合“有效”、“有证”、“不违实”、“得其实”。这些要求与实际经验和客观真理有一定关系，但与“实践”的概念，却有原则的区别。辩证唯物主义者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检验真理的标准，指的是人能够在实践中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检验人们的认识而言的；而王充的“效验”，却是被动地用实际经验来说明问题。在说明问题时，他尽管用了“方物比类”，“考察前后，效验自列”等等形式逻辑的方法，但所得的结论也是“诠订于内”的，其标准依然是主观的。